抗击新冠疫情中定向捐赠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定向捐赠属于慈善捐赠的范围,具有透明化、社会化、灵活性等诸多优点,但由于定向捐赠相关规定不是很完善以及实施中存在不规范的情况,使得定向捐赠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引起了广大民众对定向捐赠的质疑。为提升定向捐赠的规范化水平,应在明确定向捐赠法律概念的基础上,严格禁止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人为受益人的定向捐赠;进一步强化定向捐赠协议的签订;进一步完善定向捐赠的税收优惠;进一步强化对定向捐赠的监管。

定向捐赠的企业所得税思考

税法区分公益性和公益性捐赠，并作出了相关纳税规定，特别是公益性捐赠可以税前扣除受到各个企业的关注。鼓励企业 献爱心，更要防止不良企业利用公益性捐赠进行避税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配子捐赠指征界定与伦理思考

新兴发展的辅助生殖技术(ART)为不孕不育者带来了福音,亦为遗传病患者与高龄女性带来了为人母的希望。由于ART所涉及的不仅有不孕不育夫妇的利益,尚有家庭、后代及社会问题,因此伴随着供精、供卵等新的ART衍生技术的实施,相关伦理问题日益突出,ART的应用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探讨卵子捐赠以及几种特殊情况下供精指征。

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

目的了解影响住院患者的死亡后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方法 2009年12月到2010年6月期间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患者中随机选择1000例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学历)、对脑死亡概念的认知及死亡后器官捐献的意愿。根据问卷调查结果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死亡后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出调查表1000份,现场回收973份,其中合格调查表906份,合格率93.1%。906例患者中,有308例(34.0%)接受脑死亡概念,有454例(50.1%)愿意死亡后进行器官捐献。男性患者有54.9%(231/421)愿意死亡后进行器官捐献,高于女性患者的46.0%(223/485);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患者中有54.8%(182/332)愿意死亡后进行器官捐献,高于大学本科以下学历患者的47.4%(272/574);接受脑死亡概念的患者有66.6%(205/308)愿意死亡后进行器官捐献,高于不接受脑死亡概念患者的41.6%(249/598),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学历、脑死亡概念认知是影响患者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优势比分别为0.667、0.789和2.6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和P<0.01)。结论男性、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接受脑死亡概念的人群更倾向于死亡后进行器官捐献,加强脑死亡概念和器官捐献的宣传教育,有助于提高死亡后器官捐献率。

人胚胎干细胞建系研究中的伦理管理

目的:建立国人胚胎干细胞系递交国际干细胞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得到国际认可的相关伦理管理体系。方法:在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再生生物学实验室合作,募集胚胎建立人胚胎干细胞系,在此过程中探讨可行的符合国际伦理原则的相关伦理管理机制。结果:成功建立了国人胚胎干细胞系及相关伦理管理体系。结论:进行干细胞研究时应充分重视伦理问题,国际干细胞伦理管理与中国相关伦理原则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承德市群众角膜捐献意愿调查与关联性分析

目的:探讨承德市群众角膜捐献意愿情况及关联性因素。方法:以调查问卷形式,对承德市2822名普通群众调查。结果:发放问卷2822份,有效答卷2625份。大于50%的人赞同角膜捐献并且能够捐献角膜和支持亲友捐献角膜,对捐献并不了解成为影响承德市群众捐献的最主要因素。结论:承德市群众对角膜捐献持肯定、积极的态度,加强角膜捐献相关知识的社会宣传,建立通畅的捐献途径,完善角膜捐献相关的法律、法规,将会促进角膜捐献行为。

供精治疗的管理

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产生的伦理问题很多,所引起的争论是前所未有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原则包括有利于患者、知情同意、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保密、严防商业化及伦理监督7个方面。而供精人工授精存在的伦理观念的冲突更加明显。如果不对其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就会导致涉及社会、伦理等重大后果。沈阳东方医疗集团菁华医院通过近5年的临床实践,在供精管理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知情同意、随访、冷冻精液等方面形成了系列的管理体系,取得一些实效。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器官获取的手术技巧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中供体器官切取手术技巧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器官捐献的64例DCD供者临床资料。其中男52例,女12例;年龄25 d^57岁,中位年龄31岁。脑部损伤供者42例,脑血管意外18例,脑部神经系统疾病4例。供者家属均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所有供者均采用原位腹主动脉-肠系膜上静脉快速灌注及肝肾联合快速切取分离的方法获取器官。结果所有器官切取手术均顺利完成,器官切取手术时间中位数为30(22~48)min。本组共获取64个肝脏、128个肾脏,分别成功用于肝移植58例、肾移植118例,肝肾联合移植2例;弃用器官12个,包括肝脏4个、肾脏8个。移植术后移植器官功能恢复良好,仅1例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结论在DCD器官切取手术中,快速灌注及肝肾联合快速切取法是保证高质量供体器官和提高手术疗效的关键。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供者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供者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5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肝移植的11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临床资料。其中男91例,女19例;平均年龄（29±12）岁。原发病：脑部严重损伤72例,脑血管意外32例,脑部神经系统疾病6例。供者家属均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观察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及其与供者临床指标的关系。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率为15.5%（17/110）,其中胆道吻合口狭窄8例,非吻合口狭窄6例,胆漏2例,胆道结石1例。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热缺血时间是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OR=2.104,95%CI：1.495~2.961;P〈0.05）。结论术后胆道并发症仍是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主要难题。尽可能减少热缺血时间是保证高质量供体器官和减少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的关键。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现状

肝移植是公认的治疗各种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方法，我国的肝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患者生存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随着司法途径来源的供体逐步取消，供肝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成为解决供肝短缺问题的主要途径。我国自2010年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以来，通过积极宣传、有效组织及稳步推进，器官捐献数量不断增加，已成为肝移植的主要供肝来源。然而，全国的整体捐献率依然较低，肝移植术后仍存在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缺血性胆道并发症等问题。本文就我国的器官捐献肝移植历史和现状做一阐述。

后腹腔镜下左侧活体供肾切取术35例报告

目的 总结后腹腔镜下亲属活体左侧供肾切取术35例的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1月至2013年2月35例后腹腔镜下亲属活体左侧供肾切取术的资料.常规取腰部3个穿刺点入路,在肾脂肪囊内游离肾脏后,游离输尿管至跨髂血管处剪断.肾脏及动静脉完全游离,自腋前线肋缘下切口向脐部方向延长5～6 cm,术者左手进入握住肾脏,用Hem-o-lok夹闭肾动脉和肾静脉后剪断,立即取出肾脏,交台下灌注. 结果 35例手术经过顺利,无中转开放.左肾动脉多支8例,其中两支6例,三支2例.手术时间70～186 min,平均（98±25） min.热缺血时间1.8～4.5 min,平均（2.7±0.8） min.出血20～350 ml,平均（65±30）ml.均未输血.发生手术并发症3例,1例淋巴瘘短期自愈,腰静脉损伤出血1例,被膜下血肿1例,均无不良影响.术后住院时间5～10d,平均（6.5±1.5）d.35例供者随访1～15个月,平均7个月,均健康.35例受者中仅1例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3周后肾功能恢复正常;余34例肾功能均于2周内恢复正常. 结论 后腹腔镜下亲属活体供肾切取术安全可靠,可替代传统开放取肾手术.

皮肤组织无偿捐献供者死亡原因及病原学特征分析

目的调查皮肤组织无偿捐献供者的死亡原因及病原学特征,为异体皮移植提供参考。方法2008年10月-2018年10月,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接收的49例无偿捐献皮肤组织的供者符合本研究入选标准,对其进行横断面研究。根据死亡原因,将供者分为意外死亡组19例和非意外死亡组30例。统计49例供者性别、死亡年龄,对比不同性别供者死亡年龄、意外死亡组与非意外死亡组供者死亡年龄;统计引起供者死亡的疾病或情况;统计49例供者乙肝、丙肝、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梅毒病毒携带情况及外周血微生物培养结果,对比意外死亡组与非意外死亡组供者血源性传染危险因素检出情况。另选取异体皮制备过程中的异常皮肤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对数据行Mann-Whitney U检验、连续性校正χ^2检验。结果(1)本组49例供者中,男38例(77.55%)、女11例(22.45%)。死亡年龄为42.00(24.00,55.00)岁,男性供者死亡年龄与女性供者相近(Z=0.120,P>0.05);意外死亡组供者死亡年龄低于非意外死亡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581,P>0.05)。(2)引起本组49例供者死亡的疾病和情况中,损伤、中毒以及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19例(38.78%),循环系统疾病11例(22.45%),肿瘤9例(18.37%),神经系统疾病3例(6.12%),呼吸系统疾病2例(4.08%),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2例(4.08%),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和涉及免疫机制的某些疾患1例(2.04%),消化系统疾病1例(2.04%),泌尿生殖系统疾病1例(2.04%)。(3)本组49例供者中共9例(18.37%)存在血源性传染危险因素,其中血源性传染病8例(16.33%),分别为乙肝5例(10.20%)、梅毒2例(4.08%)、丙肝1例(2.04%);血微生物培养阳性1例(2.04%),检出多药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意外死亡组2例供者检出血源性传染危险因素,检出比例低于非意外死亡组(7例),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62,P>0.05)。(4)本组共选出8例供者异常皮肤组织,其中皮内色素痣4例、瘢痕1例、假上皮瘤样增生1例、表皮疣状增生1例、真皮层见大量色素颗粒1例。结论皮肤组织无偿捐献供者以疾病导致的非意外死亡为主,非意外死亡供者来源性感染风险较意外死亡供者稍高。异体皮获取和移植前应仔细调查供者死亡原因,评估健康状况,避免供者来源性感染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