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分定姓族与郡姓体制

北魏分定姓族,包括汉人郡姓和代人姓族的评定,确立了以“郡姓体制”为核心的新门阀制度。汉人郡姓评定、确认郡姓分布格局和评定郡姓等级,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内核;构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的姓族秩序,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外延。代人姓族评定、改迁洛代人为河南人和促成代人姓族“郡姓化”,是对“郡姓体制”的补充和完善。“郡姓体制”将胡汉大族纳入新门阀制度中,具有整合汉人士族和代人勋贵的功能。此后,“郡姓体制”长期成为北朝隋唐门阀制度的核心。

再論世家大族與北魏政治——以“四姓”集團爲中心的考察

本文考察北魏一代士族格局的演變及其對朝廷政局走向的影響。北魏初年的士族格局繼承了後燕的歷史遺產,又因太武帝朝的神徵士、國史之獄而再度演變。隨着崔浩集團的覆滅,在文成、獻文二朝,形成了以趙郡李氏爲首的士族集團。馮太后死後,孝文帝籠絡隴西李沖及其親黨,通過定姓族,構造出一個以"四姓"爲核心的士族集團。在孝文帝的主導下,宗室近屬與"四姓"集團迅速結合,成爲領導改革、抗衡馮氏的權力基礎。這一利益共同體在宣武帝朝受到打壓,在孝明帝朝再度崛起,最終在河陰之變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关于魏孝文帝改汉姓之思考

史学界向来认为北魏将鲜卑复姓改为单音汉姓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为,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有关魏孝文帝改汉姓“不可胜记”奉为经典。但据《魏书·官氏志》等有关传纪的记载,魏孝文帝迁都后,只是以法令形式承认过去所改汉姓这一事实,他主要是“定姓族”,确立门阀世族制度。通过对《魏书·官氏志》的分析,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

北魏孝文帝定代人姓族之举,在北魏发展史上是一件极重大的事。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前后,都有改定代人姓族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改鲜卑勋臣八姓中纥奚之奚为嵇的事例,看似个案,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表明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不止一次改定代人姓族的史实;表明孝文帝对汉四姓认识的逐步清晰和门阀观念的增强;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皇权力量的人为干预,即君主的力量可以按历史发展的变化,重新编排他们的次序、改变他们的姓氏。

北魏门阀制度辨析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下诏确定了门阀序列.对这件事的评价,以往,论者多从孝文帝汉化政策和笼络汉族士族的角度略有提及,而没有深究.近几年,有的同志较深入地论及此问题,提出一些新看法.但有的认为,北魏前期的用人路线是“任人唯贤”,“从孝文帝亲政直到迁都后正式确立了门阀制度,在一段期间内孝文帝的用人是不重世族的”,而在孝文帝确立门阀制度之后,“孝文帝的用人便基本上变为‘先尽门第’了”.显然,这是把太和十九年孝文帝确定门阀序列看作一个转折点,这之前的用人路线是“任人唯贤”,此后是“先尽门第”.有的还认为,“孝文帝以法令形式”对门阀序列“作了硬性规定”,“采用的是一套比南朝严格得多的门阀制”,“从此,朝廷用人不再依据才能高下,而‘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这“对北魏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因此,对它“是应该批判而不应肯定的”.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立碑时间考辨

结合《魏书》和《吊比干碑》碑文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吊比干碑》碑文撰写时间在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立碑时间应在陆琇担任司州大中正任上,不会晚于太和十九年分定姓族推行以后,更不会晚于太和二十年正月诏令改汉姓。《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九年九月壬辰孝文帝专门派遣黄门郎以太牢祭比干墓,应是吊比干碑已经立好的缘故。《吊比干碑》应在太和十九年九月壬辰业已树立。

北朝顿丘李氏郡望形成考

顿丘李氏是北魏形成的李姓郡望。其家族本为梁国蒙县人,由南朝刘宋进入北魏,凭借外戚身份兴起。因李方叔、李峻封顿丘王,兼之顿丘郡卫国县原有李姓家族,梁国李氏渐以顿丘卫国为新乡里。历经李峻兄弟及其子侄两代人的努力,李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门第逐渐得到朝野认可。至孝文帝朝,李氏家族完成了"士族化"转型,并通过定姓族进入"郡姓"之列。至此,顿丘卫国李氏作为李姓的一个新郡望最终确立。这一郡望历经北魏、东魏、北齐,一直延续到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