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鲜卑族农业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的一支东胡系的少数民族,自东汉、三国以来,经常和汉人接触,据有匈奴故地。东起辽东,西到陇西都有鲜卑族居住,有的学者按其境地将鲜卑分为东、西、中三部,自右北平以东到辽东为东部,右北平至上谷为中部,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也有按其部落起源地区和其他部落融合情况。把鲜卑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东部鲜卑起源于蒙古草原的鲜卑山。

包头地区史前文化与农业

内蒙古中南部的包头地区,在仰韶时期出现了定居农业。农业的出现,与仰韶大暖期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到了龙山时期的西园三期文化,包头地区的史前文化随着农业的发展达到鼎盛期;同时,由于气候变得干凉,区域人口的增长,为了争夺生存资源,防御性石城出现。随着宗教仪式的发展,社会内部进一步复杂化,酋邦国家形成。龙山后期,这一地区的气候越来越不适合于农业的发展,原有的定居农业消失,生计方式也逐渐游牧化。

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

第15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对良渚文化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为探索华夏文明提供了新视角。长江中下游是照叶树林文化带核心地区,良渚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已然成熟,稻作农业、漆器、黑陶和玉器也已达到高峰。玉文化来自北方,到了良渚时代登峰造极。良渚文化衰落后长三角地区有钱山漾、广富林、马桥、湖熟等文化形态,但既少玉也缺铜,都不太可能是夏代的主流文化,但良渚文化应是夏代文化或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从考古发现看商族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转型

有夏一代,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其经济生活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游牧而游农、由游农而定居农业生活。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型,缘于商族在每一步军事胜利和占领之后,其所接触或打败的那个民族的经济生活模式都会被积极进取、善于学习的商族人所接受,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在文化上落后、经济上单一的商族的发展和进步,促使它向着这些民族的先进文化和农业经济靠拢和转变。分析先商考古学文化遗迹,这种经济转型是有迹可循的。

宋代闽东北的社会转型

两宋时期闽东北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必然包含五代末和北宋末的大量移民。在北来移民强势、官府管控深入的背景下,众多土著认同汉族和汉文化,编户入籍,缴纳赋税。汉族大量入闽,在经济上或者说生计形式上最突出的影响,是定居农业的推广。当时闽东北比较大型的围海造田工程的兴建,往往都有官府组织、运筹的背景,带有招徕、安置汉族移民的意图。随着族群结构的变化和定居农业生计方式的推广,汉文化对闽东北的影响也大大强化,主要表现为科举和科举教育的盛行,儒学的广泛传播,编修族谱风气的蔓延。但闽东北在"汉化"过程中也保留了原属非汉族群的诸多经济文化底色,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或新的转化。受环境制约,当地居民必须坚持农渔工商并举多种经营的生计传统;海洋利用方式多为近海捕捞、运输和滩涂"讨"拾、养殖,带有"以海为田"的意味,但霞浦、福鼎也有不少地方直接面临外海,诸多港口是闽浙门户之一,沙埕(今属福鼎)、盐田(今属霞浦)、甘棠(今福安下白石)等商港,海上交通比较发达,可以远抵新罗、占城、三佛齐(今印尼)和天竺。

雅砻部族崛起并建立吐蕃王朝的经济史解释——游牧部族与农耕部族经济实力的消长

雅砻部族的崛起、扩张并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是藏族先民社会存在方式不断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族群范围不断扩大,即从氏族、氏族联合体转化为部族、部族联盟,而且伴随经济制度的变革,实现从氏族公社经济向奴隶制经济、封建领主制经济的演化。首先系统梳理了建立吐蕃王朝的悉补野雅砻部族社会存在方式不断演变的过程,然后对雅砻部族统一青藏高原的经济原因做出了经济史解释,其中以区位优势解释了为何最终统一青藏高原的力量在拉萨河谷;以游牧生产方式先进性作为吐蕃之前的象雄文明的经济基础;以河谷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先进性作为雅砻部族代象雄立吐蕃的经济基础,又以道格拉斯·诺斯的比较静态模型解释了象雄部族游牧变革和雅砻部族农业革命的产生条件。

比罗比詹计划始末

比罗比詹计划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府提出的在远东地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计划,目的是转移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热情,解决苏联国内犹太问题并加强苏联在远东的现实存在。但是,尽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国外犹太组织的帮助,这一计划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实现预期目的。恶劣的生存条件、敏感的地理位置使比罗比詹很难吸引并留住犹太移民,政府准备不足和政策多变也使该计划屡屡受挫。本文研究比罗比詹计划的由来、实施情况及失败原因,在此基础上对该计划做一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