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澄海方言再论定指“量名”结构的类型划分及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广东澄海方言定指"量名"结构语用功能的分类描写和总结,发现其既有"准指示词型"的特点,又覆盖了"准冠词型"的所有语用功能,无法准确无误地归入两者之一,呈现不完全对应的类型学特征。根据这一类型学特征,本文对当前定指"量名"结构的类型划分进行重新的检讨,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将汉语方言的定指"量名"结构重新分为"未完全语法化型量名"与"完全语法化型量名"两大类型,后者再细分为"准冠词型"和"准指示词型"两个小类。同时,本文在杨望龙、李旭平(2018)的基础上指出,若要区分"准冠词型"和"准指示词型",是否有距离指示义的区别是次要的,更主要的判定标准是看其用于话语直指(回指小句)还是关联回指,只用于前者,即为"准指示词型",只用于后者,则是"准冠词型"。

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的类型差异与共性表现

本文以37种汉语方言作为样本,对汉语方言的定指"量名"结构进行类型学考察。在区分准冠词型定指"量名"结构和准指示词型定指"量名"结构的基础上,文章从独立使用和受到修饰的不同表现、"量名"结构进入不同句法位置的条件、不同量词类别对"量名"结构成立的影响和量词独用表定指与"量名"表定指的差异性这四个方面入手讨论,得到了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的6条共性。

吴語瑞安話的兩類定指“量名”結構及其關聯

本文主要從語音形式、句法表現和語用功能三方面考察吴語瑞安話的定指"量名"結構,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研究中温州(瑞安)方言僅有一種定指"量名"結構的觀點,認爲瑞安(城區)話中確實存在準指示詞型和準冠詞型兩種定指"量名"結構,且準冠詞型"量名"結構應由準指示詞型"量名"結構發展而來。

19世纪以来广州方言“量+名”结构的发展

广州方言中的"量+名"结构首先出现于动词之后宾语的句法位置,用于指称无定的个体事物,大概于19世纪40年代发展出定指的语义功能。主语位置上的"量+名"结构始见于19世纪50年代。"量+名"结构定指义的产生,既与汉语"句法结构赋义"规律有关,也是同音同形"个+名"结构类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