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的碑是定界碑还是查边碑

朝鲜派出的二位使臣既没有和穆克登一起上山查水源,也没有在碑端刻名,这使得穆克登定界的程序不够完备,引发了学界有关穆克登立碑的性质是两国的定界,还是清朝单方面查边的争论。本文分析了朝鲜使臣的使命和所起的作用,朝鲜"得地"的范围,以及定界的意义和影响等,认为这是一次由清朝主导的定界,其程序不够完备,在很大程度上由两国宗藩关系的性质决定。然而定界的结果并没有让朝鲜受损失,朝鲜既得到了天池以南的大片空地,还得到了天池以东的图们江上游地区。此次定界有利于朝鲜开发边疆地区,有助于朝鲜消除对清朝的戒心和敌意,使其融入以清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本文还探讨了光绪年间勘界时中方代表否认此碑为定界碑的原因,一是因为中方缺失康熙年间的档案资料,不了解穆克登定界的实情;二是为了牵制朝方使其放弃以天池附近的碑、土石堆,以及沿天池东麓划界的主张,因为这有碍于清朝的"长白山发祥重地"。

驳“间岛”中立地带论——对篠田治策《白头山定界碑》内容体系的辩析

日本殖民学者篠田治策在《白头山定界碑》(1938年)一书中,将国际法的无主地概念套用到了图们江以北本属于中国的领土,称"间岛"(今延边的部分地区)为无主的中立地带。为了构筑中立地带理论体系,他不遗余力地否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如借助土门(指黑石沟—松花江支流)、豆满(今图们江)二江说,指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定界的法律行为的要素错误,因而定界不成立;采取模糊叙述、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史料的手法,否认从黑石沟到豆满江源设置了木栅;虽承认光绪十三年(1887)勘界时,中朝两国在红土、石乙二水合流点以下达成以豆满江为界的共识,但是借口上游存在争议,所以对前勘全部产生异议,认为勘界结果全然不成立。中立地带理论具有将间岛从中国割裂开来,任由日本侵略扩张的意图,同时给日本的扩张行为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其影响至今无法抹去。

1885年、1887年中朝勘界的重新认识

通过1885年(光绪十一年)第一次勘界,朝方代表李重夏确认定界碑、黑石沟的土石堆,再连接红土山水,这是穆克登(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确定的当年旧界,所以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第二次勘界时要求以此为界,这与清总理衙门要求查明图们江旧界的勘界目标也是相符的。但是由于吉林将军派出的勘界代表误以为碑东之沟(黄花松沟子)是松花江上流,认为碑址地理形势与碑文所记"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不符,所以不但否定了碑址、堆址为当年界标,还否定了与之靠近的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其后吉林将军提出的拟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十字碑"的计划,由于朝方的反对而不了了之。

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的焦点

１７１２年，康熙帝派穆克登到中朝边界去本是本国自行“查边”。穆差在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上凿立的石碑，不过是审视水源的标志与证明到达奉旨查边关键地段的纪念物。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双方官员看到该碑矗立于长白山主峰东南麓。朝方硬说该碑是“定界碑”，要求以彼处为基点同清朝政府划定边界。清朝勘界委员会坚申当年穆差出来是为查边，非为定界，故此碑并非“定界碑”。更以碑文与当地江山形势不符，但与小白山江山形势相符，疑是原立于小白山顶，后被人移来，但并未稍指是何时何人所为。清季吴禄贞虽然有力的论证了穆碑不是定界碑，更肯定其位移是朝民所为，但有欠具体。本文用朝鲜历史文献证明穆碑当初实凿立于小白山顶，但穆差方离去，即被朝鲜下级官吏许梁、朴道常移到长白山东南麓，以与其同时非法筑设的石堆土堆等伪边界标识物相连接配套，用以为日后与我争界的证据。此移位的穆碑与伪边界标识物石堆土堆连同“土门”、“图们”两江妄说。

近世中朝界务交涉焦点述论

《近世韩国疆域论考》由韩国梁泰镇著述,其中有关中朝边界的观点,主要是宣扬中国辽东、延边等地区为朝鲜(韩国)领土等等。本文就作者提出的"封禁地带"、穆克登奉旨查边和"白头山定界碑"以及"间岛问题",进行正面阐释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