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犯罪四要件”看李启铭一案的定罪与量刑

李启铭一案中，校园内到底算不算是公共交通中的“道路”范畴，李启铭案能否定性为交通肇事罪，引发了人们的广泛争议。分析李启铭一案的犯罪四要件及量刑情节可以发现，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法院对李启铭行为的定罪与量刑，除了空间要求界定上存在模糊之外，是公正的、合法的。

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具体运用

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划分在证据法上的意义在于,对定罪事实必须进行严格证明,而对狭义量刑事实及某些属于犯罪事实的量刑情节,允许进行自由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在可以运用的证据范围、证据调查方法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定罪事实的严格证明体现了证据法对于权力的制约功能,对量刑事实进行自由证明则综合考虑了减少诉讼成本、明确主要争点和扩大有利于被告人之量刑资料的适用机会等多种因素。作为对自由证明的限制,在量刑阶段,除了必须保障被告人对量刑资料与信息的知情权和异议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各项权利之外,审判还应该被划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互相分离的阶段,以防止不可采的品格证据所产生的不公正对定罪造成影响。

驾驶禁忌犯的定罪与量刑

【裁判要旨】行为人明知自己患有癫痫等驾驶禁忌疾病,仍然驾驶机动车辆危及公共安全,属驾驶禁忌犯,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对其定罪处罚。由于驾驶禁忌疾病发病时间难以预见,行为人一旦发病会失去对所驾驶车辆的控制,对公共安全产生的危险或实害后果不可控制或避免,对其所抱有的侥幸心理应当评价为放任型故意。

论双三角诉讼结构下被害人的量刑参与

以定罪与量刑作为逻辑划分的双三角诉讼结构,在保留控、辩、审三方基本诉讼架构的同时,突显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实现了量刑程序的诉讼化,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从诉讼对抗性、被害影响陈述、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各方面来看,双三角结构下被害人量刑参与具有现实可行性。

论被害人参与量刑及其实现

刑事司法的两大支柱是定罪和量刑。2010年10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了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但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未能对于被害人参与量刑问题作进一步的明确。譹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被害人的参与量刑权并将之付诸实践,对于更好实现刑法目标,正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紧扣“主动索要”准确把握索贿的界限

索贿的认定关乎定罪与量刑。从定罪上看,索贿是构成受贿罪的重要行为类型,相比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从量刑上看,索贿是受贿罪的从重处罚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