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见的证成与修正:传统定罪思维之超越——兼论犯罪构成理论模式之选择

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以司法三段论定罪思维模式理解为前提,司法三段论作为核心法学方法论受到质疑,其遭遇批判具有必然性。辩证推理作为超越性的法学方法论,强调在犯罪判断的形式要素和实质性因素、事实要素与规范要素之间形成良性的辩证,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辩证推理并不完全符合常人化的思维。鉴于前见的前反思性,需要借助法律的判断以及原则化的实质标准对其进行证成或者修正,因此定罪过程应当被概括为"前见的证成或者修正"。基于这种新的定罪思维理解,选择多元递进的犯罪构成理论模式是妥当的。

论我国定罪思维的传统及其演化

我国传统的定罪思维是道德实用主义:适用法律为推行道德服务,定罪的最终目标是罪刑相适应;这种定罪思维在法律解释与事实认定两个方面都有体现。我国现阶段定罪制度反应了西方规则主义思维与我国传统实用主义思维的冲突,如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判决与刑事和解的冲突、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冲突。我国未来定罪思维的出路在于协调规则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使两者在各方面尽量融合,而不是一方排斥另一方。

公正定罪实现论纲

公正定罪是刑事法律运行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任务,需要靠形式的定罪知识即法律的规定、实质的定罪知识即自然法与法治的理念、程序法律设置即保障实体法运行的公正的程序、定罪思维方式即解释法律的犯罪论的理论体系等要素的多元支撑,单纯依靠哪一个都不能保证公正定罪的实现,而必须依靠多因素的有机结合。在此前提下,各因素之间的契合性研究也是本题应有之意。因此,如何实现定罪公正之和谐的多元支撑是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以刑定罪的知识生产——过程叙事、权力逻辑与制约瓶颈

以刑定罪是转型期中国刑事法官笼罩在多重司法压力阴霾下所进行的一种"法律的非正式运作"。它是一种主动与被动相结合、体制与机制相策应、规范与情理相交织的实践理性产物。诸如"转型期中国"、"压力型体制"、"司法治理化"以及"罪刑不典型"等,表明其生发与存在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与现实的合理性。而即便暂时抛开其刑法教义学上的正当性问题不谈,仅就当下中国刑事司法场域中普遍存在的行政化的体(机)制、紧张的法检制约关系、严格的错案责任追究以及隐秘的技术经验传播等而言,其均对其知识出产与拓展形成现实制约。这就决定了,这种"逆向型"的定罪思维或逻辑,不可能成为一种个案裁判意义上的"普适性知识",而只能以一种疑难个案"处理术"的方式隐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