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告罪的定罪机制

亲告罪与非亲告罪是刑法中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二元分类,长期以来前苏联和我国的定罪理论自觉不自觉地都是以非亲告罪为话语背景,然而,毫无疑问忽略了亲告罪的定罪理论,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作者对传统定罪理论进了反思,并对亲告罪的定罪机制的独特个性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少年犯罪独立定罪机制之提倡

我国当前的少年犯罪定罪机制面临的理论困境是:"理性人"假设背离了少年刑法的立论基础;报应主义刑法理念违背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其面临的实践困境主要包括主体困境,即少年定罪主体并不独立,以及法律依据上的困境,即少年犯罪与普通犯罪适用同一种犯罪构成。构建独立的少年犯罪定罪机制的逻辑起点应为少年犯罪人。围绕少年犯罪人人格建立的少年犯罪定罪机制具有构建少年刑法的理论价值和预防少年犯罪的实践价值。独立少年犯罪定罪机制的方案设计可以借鉴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少年法的犯罪构成,建立一套少年实体法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以"犯罪事实"和"保护性"为要件。"犯罪事实+保护性"的构成要件与普通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相互独立,相互衔接。

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机制研究——以“无根豆芽案”为切入点

行政犯的定罪机制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备受争议,食品安全犯罪作为行政犯的典型代表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点。具有典型代表的“无根豆芽”案件改判无罪,这是“毒豆芽案”宣告无罪的代表性案例。其量刑改判幅度之大让社会公众瞠目结舌。本文以“无根豆芽案”为切入点,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机制进行讨论,提出在行政犯下,食品安全犯罪定罪应当结合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同时进行综合判断,运用体系解释规则,从而避免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

行政犯的法律属性及其责任——兼及定罪机制的重构

刑法作为所有部门法的后盾与保障,无论是犯罪圈的划定还是刑事责任的追究,既要在形式上受制于其保障的前置法之保护性规则的规定,更要在实质上受制于其与前置法之保护性规则共同保障的调整性规则的规定。对于前者,刑法是补充法、救济法;对于后者,刑法是从属法、次生法。因而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的统一,不仅是包括自然犯与行政犯在内的所有刑事犯罪的认定机制,而且是对刑法与其前置法在犯罪规制上的定性从属性与定量独立性关系的揭示与反映。由此决定,行政犯法律责任的实现,在程序上应以"行政优先"为一般原则,在实体上应以"并合实现"为必要,对于在先适用的行政责任形式,与在后适用的刑事责任形式的竞合,按照功能相同者予以折抵,功能不同者分别执行的原则处理。

反思人身危险性在定罪机制中的功能定位

人身危险性能否在定罪机制中发挥作用,往往取决于人们对人身危险性在刑法中功能的定位,而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定罪的根据之一,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一起对定罪机制起到双层限制作用。由于人身危险性在我国定罪机制中发挥的是实质评判的功能,因此其在定罪机制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人身危险性在定罪机制中所体现的不是其积极的入罪功能,而是其消极的出罪功能。

论逆向定罪机制在刑事疑难案件审判中的适用

罪与刑之间既存在正向的制约关系,有时也存在逆向的制约关系。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在论及罪与刑的关系时总是强调罪对刑的决定作用,亦即采用"由罪而刑"的正向定罪机制。然而,完整、真实的罪刑关系是定罪对刑罚并非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亦即刑罚对定罪有时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刑对罪的制约作用通常体现在是否定罪、选择何种罪名以及罪数的确定等方面。在刑事疑难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由刑而罪"的逆向定罪机制,即以量刑公正为基点从相关的数个刑法规范中选择合适的罪名,以实现罪刑均衡的目标。

中美定罪机制之比较

中美在犯罪的界定、犯罪的构成、定罪的证据要求以及定罪程序和运作方式上均有明显的不同,美国的定罪机制有其先进的一面,我国的定罪机制有固有的缺陷,美国的做法对我国定罪机制的完善有借鉴意义。

反思人身危险性在定罪机制中的功能定位

陈伟在《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撰文认为，人身危险性能否在定罪机制中发挥作用，往往取决于人们对人身危险性在刑法中功能的定位，而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定罪的根据之一，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一起对定罪机制起到双层限制作用。由于人身危险性在我国定罪机制中发挥的是实质评判的功能，因此其在定罪机制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人身危险性在定罪机制中所体现的不是其积极的人罪功能，而是其消极的出罪功能。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检视及优化路径

完善的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法律责任条款后,刑法与该法的衔接产生了问题,尤其是在规制非法向境外提供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和防范外来物种方面存在疏漏,已有罪名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调整范围重合、违法与犯罪边界模糊等问题。通过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对当前刑事立法及司法适用情况进行分析。在立法层面,激活附属刑法立法模式能从根源上解决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困境,短期内可通过修订罪名规定、增设入罪情形等方式合理调整刑法保护范围;在司法层面,调整司法解释对非法狩猎罪等罪名的入罪标准,同时优化现有定罪机制能实现刑事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德、日刑法定罪模式与刑法机能的实现

定罪机制是刑法与社会联为一体的中介 ,是刑法机能实现的重要途径。德、日刑法定罪模式是一种构成要件论的定罪模式 ,只有顺次通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重判断的行为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 ,保障了被告人及其他人的自由 ;同时 ,在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过程中 ,通过有意识地放弃刑法干预特定领域内的行为的方式 ,保护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促进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是德。

大数据时代个人征信信息的刑法保护机制创新

刑法中的个人征信信息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为形式要素,以识别性为实质要素。亟须细化前置法中非法或合法向他人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的具体规则;若某种个人征信信息属于完全不真实或公开的类型,就无必要以刑法予以保护;非法利用他人征信信息实施下游犯罪无法评价的法益侵害行为已呈现类型化与典型化,应以刑法给予妥当规制。应将构建有效合规计划作为不起诉或量刑优待的考量依据,应考虑财产及人身权益在量刑中的附带作用,对罚金刑的适用须考量财产能力、犯罪严重程度及预防必要性。

刑民交叉研究: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共存于一案的案件,以解决同一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为依归。因而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既要以同一法律事实为前提,又应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必要。规范冲突范式和目的冲突范式从抽象的法秩序统一层面提出的“排除冲突”标准,有失空泛、笼统,既不能信服地回答规范冲突之问,也不能有效地开出目的冲突解决之方。只有立足于刑法与其前置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具体规范关系,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事犯罪的生成与认定机理,才能为刑民交叉问题的解决另辟理论路径,进而捍卫刑法的保障法定位,实现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论目的犯的地位

由于目的犯中犯罪目的的难证明性和侵犯人权的可能性,其地位遭到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广泛质疑。本文通过分析目的犯与四种定罪机制的关系,肯定了目的犯在定罪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通过规定犯罪目的的基础事实和设置兜底罪等方法,对目的犯进行完善。

量刑监督的实现途径与制度构建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偏重于对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的监督与定罪监督,而有所忽视对量刑活动的监督。量刑畸轻畸重、量刑不当,也是一种司法的不公。本文提出了量刑监督的概念,并初步探讨了量刑监督的实现途径与相关制度构建等问题。

清代地方诬告案的发生——基于二元规范话语的考察

清代地方判牍中充斥着大量诬告案,对此,法史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解释,所谓“为图准状而诬告说”,但此观点尚有值得商榷的余地,解决之道在于回答“什么是诬告”。通过考察清代地方判牍发现,地方官话语中的诬告与中央规范层面的诬告认定上存在不一致性问题,地方官话语中的诬告有非规范的一面,有时只是一种事实表达,当诬告的是轻案时,对后果、情节和主观方面的表达多有忽视,其目的在于进行话语威慑,使一方息讼;而诬告的是重案时则趋向中央规范层面,定罪上会依照律例之规定,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告诉后引虚、危害后果或情节严重性等方面,继而从轻发落。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域下我国反腐败法律举措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而又广泛、创新性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已在我国生效。国际公约的国内法化是落实公约内容的最佳路途。以该公约为衡量标准,重新审视我国刑法关于腐败犯罪的规定,可以窥见在罪名、犯罪主体、实行行为、刑种设定及预防举措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距。剖析该公约关于反贪污贿赂法律的规定和适用,以此为鉴,提高我国反腐成效。

析法院的有限变更指控罪名权

人民法院为正确适用刑罚，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在判决时并不局限于控方指控的罪名去认定最终的罪名。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若干长处，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在该模式下，法官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对证据的取舍、事实的认定及法律的适用都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官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电成为审判权的当然组成部分。

试论犯罪人救助被害人的刑法化

犯罪人救助被害人 ,有助于减少和降低犯罪后果 ,缓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 ,刑法应当将犯罪人救助被害人规定为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