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定罪量刑标准的调适与完善——以“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重塑为进路

醉驾入刑十余年以来,虽然醉驾案件审判质效不断向好,但醉驾案件办理仍存在规则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等突出问题。其根由在于醉驾入刑标准与行政处罚标准的同质化、醉驾刑罚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对冲化、司法为弥合对冲时的地方差异化等。通过醉驾行为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三分法”来重塑醉驾情节,并确立“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醉驾的定罪量刑新思路,可以认为,将醉驾定罪处刑的血液酒精含量下限标准提高至130毫克/100毫升,具有妥当性。

仁义与审慎: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新解

董仲舒的‚原心定罪‛主张直接催生了汉代法治的‚《春秋》决狱‛实践。通常对‚原心定罪‛的解释会援引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阳德阴刑‛思想,将阴阳与刑德比附论证。然而,这一解读方式忽略了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在其篇章中与仁义、审慎论述的相关性。从伦理视角看,董仲舒将‚仁‛理解为泛爱与理性思考,推究得到‚慎‛这一态度;将‚义‛理解为内在规范力量,推究得到‚以经正义‛这一方式,因而‚原心定罪‛无需通过阴阳比附论证也可成立。这种对董仲舒德刑思想的解读方式,有助于董仲舒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现代化理解。此外,董仲舒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自主性有更明显的肯定,动机在确定主体道德责任时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展现出他有在当代被解读为理由内在主义者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的进展、理论与应用

刑事司法正经历深度智能化。人工智能辅助定罪办案系统加速迭进,冲击着传统定罪观念的知识禁区。传统定罪理论体系、本质特征、运行机制整体上遭遇挑战,由此孕育专属的人工智能辅助定罪司法知识体系、理论基础。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由经实践检验的理性要素合成其制度本体,为量刑正义赋以新能。经由算法逻辑及其规则,形成科学的理论知识谱系与实践理性模型,并辅以完备的匹配、验证等运行机制,铸成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系统的基本应用原理。人工智能辅助定罪不脱离传统理论。以司法大数据及其蕴含的“活着的”定罪逻辑为实践前提与参照,奠定辅助预测定罪功能的客观性、真实性与可靠性。当前,针对认罪认罚案件的人工智能辅助(确认)定罪,迎来得天独厚的实践优势与探索契机。

间接证据的定罪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刑事犯罪趋于隐蔽化,越来越多的“零口供案件”出现,直接证据愈发难以获取,为侦查人员侦破案件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故运用间接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诉法解释》第140条出发,尝试说明间接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定罪的重要性并梳理其法律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现阶段运用间接证据定罪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并为完善我国的间接证据定罪规则提出一些解决策略。

定罪免刑的适用现状与规范判断路径--以256份刑事判决书为实证分析

定罪免刑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在当前积极刑法观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格外予以重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谦抑性的难以偏废,致使定罪免刑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并不鲜见,然而实证分析揭示出,定罪免刑的实践现状仍然存在着适用标准模糊、法条引用混乱及释法说理不充分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契合刑罚目的和促进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必要厘清定罪免刑条款的适用标准及界限。应当从定罪免刑的尺度基准、性质定位及刑法教义出发,深入探析司法适用陷入困境的背后缘由,澄清定罪免刑制度的认识误区并完善实践适用的判断路径,以期为司法实践的规范运行提供借鉴,从而改变定罪免刑滥用误用的混乱现状。

入罪与定罪:行贿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从行贿入罪规范文本的结构变迁来看,其遵循的是一种以预防为中心的综合治理逻辑:一方面是选择数额加情节的入罪体例,另一方面是采取自由和财产的并罚结构。但是,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主观条件也造成了认定犯罪过程中司法裁量的较大弹性空间。相关实证分析和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腐败犯罪治理失衡、行贿量刑整体趋轻以及过分倚重缓刑执行是我国当前行贿罪司法裁判的现实图景。同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部分量刑影响因素功能“缺省”或“溢出”等非理性化风险。面向规范与实践的司法优化,未来应当通过规范文本的前提性修正、监检衔接的制度性保障、缓刑适用的重塑性调整等法治策略,进一步提升行贿罪司法的相对理性。

零口供案件的定罪实证研究——基于432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对432起样本案件进行研究发现,零口供案件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定罪结果与审判层级呈正相关,重点、难点突出。在证明标准上,应坚持特定犯罪事实的“高度盖然性”,严格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摆脱“真实故合法”的逻辑桎梏,确保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符合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在审查判断路径方面,要审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提防高度一致的言词证据;借势科学信息技术,利用技术手段打破孤证壁垒;适度司法推定,消弭部分证据湮灭之殇;转变司法观念,突破品格证据和类似行为不予采信的窠臼。

内外勾结型金融诈骗犯罪的立体性定罪方案探析

内外勾结型金融诈骗犯罪,是指金融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内部人员的职务便利,骗取金融机构资金的行为。无论是数罪并罚方案、分别定罪方案,还是职务犯罪说、金融诈骗罪说,要么没有体现共同犯罪的特性,要么没有考虑各行为人自身的行为特点,都不适宜作为合适的定罪方案。共同犯罪制度和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共同犯罪模式下的结果归责难题。在认定二者成立共同犯罪关系的前提下,应当采取双层次、递进式的定罪方案。能够确定犯罪参与人的参与程度、作用大小等因素时,应当采取主要罪名说,无法查清时则应当采纳分别定罪说。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定罪量刑研究

作为拐卖的对合行为,收买行为在近期的热点事件爆发后也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买卖同刑、提高《刑法》第241条法定刑幅度呼声高涨,形成了较大的舆论力量。《刑法》的目的是为保护法益,提高法定刑不利于实现刑罚目的以及违背立法初衷。我认为本罪争议的焦点不是法定刑存在问题,而是司法机关没有用好相关法律,所以在定罪量刑上有偏差;目前不宜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理解和适用该法条实现社会公众所期待的公平正义。

我国枪支犯罪定罪中的综合裁量标准研究

为了解决涉枪支刑事案件定罪“唯数量”的问题,2018年“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确立了定罪的综合裁量标准。综合裁量定罪标准较之以往的单一数量定罪标准具有全面反映出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小、确保定罪的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维护个案的公平正义等积极价值,因而受到理论界普遍认可并在多部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但是,对196个枪支犯罪刑事案件梳理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综合裁量标准存在难以适用和被滥用的风险。定罪综合裁量标准的规范化适用的路径在于:出台相应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根据枪支致伤力大小等情节类型化、规范化定罪标准,从刑事程序上规范法官权力。

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审判适用——以定罪和量刑阶段的二元划分为视角

我国正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仍属于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处于同一程序空间的混同模式。在该模式下,“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无法与我国现行制度运行环境相适应,立法预期功能也难以充分实现。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阶段的适用应进行二元划分。为防止刑事司法决策过早介入事实认定活动,其应适用于完全分离的二元划分模式,并在量刑阶段仅适用于对加重处罚情节的证明。具体制度设计上,定罪阶段“排除合理怀疑”应在定罪证据体系基本形成后加以适用,重在排除证据体系的合理疑点,查明核心事实的真实性;量刑阶段应强化法官对加重处罚情节的说理和排疑的积极义务。由此,保障“排除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阶段都能起到提升事实认定准确性的作用。

提供有毒有害食品原料行为的合理化定罪路径

食品安全问题十分严峻,相关法律规制却存在缺失,导致出现司法机关对提供有毒有害食品原料案件的尴尬判决,但此类帮助行为屡屡出现,且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与日俱增。因此,将提供有毒有害食品原料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围,提出合理化定罪路径十分必要。1.问题1.1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刑法中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原料的行为进行规制,并明确非食品原料的范围界定,但是对可以制造食品的基础原料的提供行为的定罪处罚却没有规制。通过大数据可知,比如2006年的“齐二药”事件,到2008年众所周知的“三聚氰胺”事件,再到2011年的“瘦肉精”事件,无一不显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更加合适

【基本案情】2022年7月8日,金某(精神病人)与华某之孙汪某(8岁)因邻里琐事发生纠纷,金某当场殴打汪某并致其轻微伤,事后金某家人将汪某带往医院检查,并由金某婆妈携带礼品上门赔礼道歉。7月13日,华某对金某家人进行辱骂,并对金某实施了殿打、辱骂等行为。

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完善刑法对水生野生动物相关犯罪的惩治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保障。我国《刑法》第151条、340条、341条对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进行了规定,《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调整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通过对2021—2022年相关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刑法保护范围狭小、犯罪门槛降低、刑事处罚轻于行政处罚、缓刑适用率过高、无限额罚金制实务操作性不强、预防救济措施缺乏等问题。建议完善刑法对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体系,调整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构建完整的刑罚适用体系,以期全链条惩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有力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虚假诉讼的定罪问题探究——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在我国,虚假诉讼由来已久,但近年尤烈。对其法律规制,理论实务界的主张见仁见智,难形成主流意见和通说。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虚假诉讼问题做了阶段性总结,但同时也留下了立法空白需要填补。理想之选是在刑法修正时设专门罪名以回应民事诉讼法的最新发展,罪名可定为恶意诉讼罪。当务之急是对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两个相关条款做出司法解释,以规范惩治虚假诉讼犯罪的司法实践,结束同罪不同罚的混乱局面。目前的权宜之计是分别适用刑法第307条和第313条,以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此类行为定罪量刑;若虚假诉讼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论人格在定罪中的运用

刑法上的人格特指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价值的对立态度,它是认定犯罪的内在根据。在人格影响定罪问题上,现有的"否定论"、"出罪论"和"法定论"观点都难以给出合理解释。外部行为是人格的现实化,除涉案行为外,人格的载体还包括案前和案后的表现。行为人的对立人格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是一切犯罪成立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当涉案行为处于立案标准的边缘时,案前、案后表现等情节就可能使得对行为人的整体人格态度评价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发挥人格在出、入罪方面的双向功能。要保障人格的此种功能得到有效落实,除了要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外,还应当设立一定的限权机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标准再析

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识别信息和特定自然人的活动情况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必须与特定自然人相关联,主体不限于中国公民,但不包括单位。公民个人信息不包括依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本罪中"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将部门规章纳入其中,但应该排除地方性法规等非国家层面和国家层面部门规章之外的其他部门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可以分为"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中的"非法"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应作同样理解。确立"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和涉案公民信息的计算规则对于本罪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提供者单方明知使用者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应以本罪论处;提供者与获得并利用信息者双方有通谋时,提供者构成本罪与获得并利用信息者实施犯罪共犯的想象竞合犯。

公正定罪实现论纲

公正定罪是刑事法律运行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任务,需要靠形式的定罪知识即法律的规定、实质的定罪知识即自然法与法治的理念、程序法律设置即保障实体法运行的公正的程序、定罪思维方式即解释法律的犯罪论的理论体系等要素的多元支撑,单纯依靠哪一个都不能保证公正定罪的实现,而必须依靠多因素的有机结合。在此前提下,各因素之间的契合性研究也是本题应有之意。因此,如何实现定罪公正之和谐的多元支撑是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为了量刑公正可变换罪名

现行刑法理论中定罪与量刑的关系被扭曲了,刑法理论把准确定罪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机关把大量精力耗费于准确判断罪名,定罪决定量刑、量刑不可能影响罪名成为刑法公理。但是,判断罪名意义上的定罪,并非刑法的目的;对被告人和社会最有意义的是量刑,判断罪名只是为公正量刑服务的;因此,如果常规判断的罪名会使量刑失当,就可以为了公正量刑而适度变换罪名。

前见的证成与修正:传统定罪思维之超越——兼论犯罪构成理论模式之选择

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以司法三段论定罪思维模式理解为前提,司法三段论作为核心法学方法论受到质疑,其遭遇批判具有必然性。辩证推理作为超越性的法学方法论,强调在犯罪判断的形式要素和实质性因素、事实要素与规范要素之间形成良性的辩证,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辩证推理并不完全符合常人化的思维。鉴于前见的前反思性,需要借助法律的判断以及原则化的实质标准对其进行证成或者修正,因此定罪过程应当被概括为"前见的证成或者修正"。基于这种新的定罪思维理解,选择多元递进的犯罪构成理论模式是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