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简易程序定罪证明标准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程序更为简易和快速,而受到各国的青睐。在我国简易程序中,虽然在审判程序上予以了简化,但从实践来看,程序简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无法达到快速审判的要求;从理论上看,仅仅是程序步骤的减少也难以为"实质意义的简化"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简易程序在实体上对所有案件无差别的适用"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无疑是阻碍快速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定罪标准不仅与证明标准差异化、多元化不符,也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中。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事实相对清楚,争点也比较小,适当的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在降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强辩护权。

论合议制对实现定罪证明标准的辅助功能

现行定罪证明标准表述存在过于抽象、不足以弥合不同主体的认识差异,主观性强、缺乏具体操作性的内在缺陷。合议制的群体决策特征能够弥补作为个体心理要求的定罪证明标准的不足。合议制的群体评议规则能够将主观性的定罪证明标准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问题。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可以通过调整合议人数和表决规则来实现。因此,应当根据案件复杂程度划分轻罪、重罪,合理分配独任制和合议制的适用范围;合理分配合议成员中的职业法官和非职业法官比例;针对不同复杂程度的案件设置不同的合议庭人数和表决通过比例。

刑事定罪证明标准类型的哲学辨析

在特定的意义上,诉讼证明中的事实确信,可以区分为两种确信类型,一种是客观的确信,一种是合情的确信。这两种确信可以分别用来说明中国多年来在规范上坚持的证明标准和西方国家的一般定罪标准。近年来中国学界在讨论证明标准改革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哲学话语的误用,改革论者多不当地抹杀了中西证明标准的实质区别,而坚持论者则滥用了哲学主义话语。我们需要将已有的论争从哲学话语迷雾中解救出来,开展真正重要的工作,即:分析两种确信在具体认识论逻辑上存在的不同以及所带来的法律效应,进而以此解析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刑事诉讼法规定和实践上的许多重大差异,以及中国法律的诸多变革所需的认识论前提。

公诉证明标准探析

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指控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或者维持已经提起的公诉时,控诉证据必须达到的法定标准,是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和要求。我国公诉证明标准与定罪证明标准的关系应如何界定,是当前理论与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考察了西方主要国家公诉证明标准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公诉证明标准应当与定罪证明标准一致。

公诉与定罪适用同一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所适用的证明标准均为"证据确实、充分"。这一严格的标准有助于提高审查起诉的质量,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但以定罪的标准来约束检察官的起诉,却有悖于认识规律和诉讼规律,造成了公诉实务中的一些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阻力,同时导致了侦查的拖延。无论在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抑或是职权主义诉讼构造下的法、德,检察官的起诉都不必达到法庭定罪时所采用的证明标准。在认识域外制度规律与我国当前公诉证明标准之利弊的基础上,有必要在中国语境下探讨一个更加务实的公诉证明标准。

定罪与量刑证明一分为二论

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同属于以证据为基础的证明活动,在证据属性、证据规则、证明模式、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方面呈现一体同生的遗传因子,共生于证据法学体系中。以"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探析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统一与分离的证明关系、严格与自由的证明模式套用之争、标准与差异的证据规则之议、一维与多元的证明责任之疑以及单一与分层的证明标准之惑,有助于明确量刑证明在证据法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推动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理论体系的协同发展,促进量刑证明的规范化。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的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与定罪证明标准同一的公诉证明标准,采用这样的标准是否符合我国当下司法实际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目标,以及如何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目标下的公诉证明标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学界中存在“层次论”与“同一论”两种相反观点,通过对比,“同一论”更符合当下司法实际。要真正实现这样的公诉证明标准,需要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扩大证据不足不起诉使用等制度,提升审前刑事辩护质量。同时,对于“同一标准”面临的风险仍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