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虎罗汉、行脚僧、宝胜如来与达摩多罗——11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个案分析

本文从分析宁夏贺兰山山嘴沟所见伏虎罗汉入手,梳理了汉藏罗汉图像的差异,重点考察了藏传佛教罗汉中伏虎罗汉、布袋和尚与达摩多罗图像的来源。作者认为,达摩多罗名号与图像的形成与吐蕃禅宗、禅宗保唐派、唐五代行脚僧及其变化的宝胜如来信仰密切相关,并与佛陀波利以及流行于两宋的布袋和尚信仰相互交织。论文解释了新罗僧与宝胜如来的信仰如何引发藏传罗汉达摩多罗与宁夏贺兰山之间特殊的联系,这些错综复杂的信仰与图像演变是中国11—13世纪多民族美术关系史的集中映现。

敦煌行僧取经伏虎图像志研究

莫高窟遗存“行僧取经伏虎图像”创作源起为唐末、五代蔚然成风的禅僧行脚,以单尊禅僧行脚为形象依托的“宝胜如来佛”的转换是对隋唐以来敦煌金光明信仰的延续。在诸民共生的唐末宋初敦煌,行僧取经伏虎图像呈现的是一种脱离印度佛教绘画,而重建了一套顺应敦煌民情的宗教绘画视觉形式与形象思维方式。行僧取经伏虎图像在“式”与“饰”之间的架构中彰显了文化的“融”与“合”,在物质借用与融合中达到了图像视觉特征与信仰功能的统一。以绢纸亦或是壁面承载笔、墨、彩的运用中形成了历史记忆的风格演化。

唐代“行道僧”图像考

"行道僧"作为佛教美术的一种题材流行于初唐至中唐期间的两京地区。晚唐以后,佛教祖师信仰已经不像此前那样盛行,十六罗汉、五百罗汉之类的罗汉图像日益兴盛,以祖师像为中心的"行道僧"图像逐渐退出佛教美术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