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贤堂集古法帖》浅谈中国书法发展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我国现存原石最完整的大型藩府刻帖,集《淳化阁帖》《大观帖》《绛帖》《宝晋斋法帖》之所长,内容充实,做工精湛,充分反映了各时期书法艺术成就,也是中华文化永续传承的历史见证。

《宝贤堂集古法帖》改陈实记

永祚寺内现存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和《古宝贤堂法帖》,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傅公祠迁置于永祚寺碑廊。2016年,太原市双塔寺文物保管所对永祚寺内碑廊进行了改陈工程,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原貌。本文即以晋王府发展、《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刊刻与流传为主线,进一步阐述改陈过程及内容,以使读者明晰此番改陈之前因与成果。

从《宝贤堂集古法帖》谈明代中期帖学的兴盛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山西历史上晋藩集刻的一部大型丛帖,也是明代中期法帖佳作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这部法帖的成帖过程和内容择选等,探讨帖学在明代中期的发展情况,再一次证明应该给予《宝贤堂集古法帖》在中国帖学史上重要的地位和应有的评价。

浅论《宝贤堂集古法帖》收录的唐太宗书作

李世民(公元599年-公元649年),唐高宗李渊第二子,于武德九年登基,世称唐高宗,他开启了贞观之治,被史家称为一代明君。在政治领域,他是一位雄韬伟略的政治家;在文化领域,他是一位操翰成章的文学家;在书法领域,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除此之外,他更是为开启唐代书法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晋府藩王书法研究——兼论《宝贤堂集古法帖》“书尚宋人”风格转向问题

本文主要围绕明代晋府藩王书法创作及收藏展开讨论,结合不同时期晋府藩王实际生存状态及不同阶层群体交游关系网,分析晋府藩王书法风格特征及弘治年间《宝贤堂集古法帖》“书尚宋人”风格转向原因。

《宝贤堂集古法帖》集刻宋四家书作背景与作品考论

明代晋世子朱奇源集刻而成的《宝贤堂集古法帖》曾受到董其昌、祝允明、傅山等书家的接受,且一度被改作《大观帖》在各地传播,其范本价值不言而喻。本文以《宝贤堂集古法帖》对宋四家作品的增益为研究重点,首先从政治深层结构与思想文化的迁移两方面探讨明中期对宋四家接受的趣尚转向,其次根据序文著录与刊刻体例,分析朱奇源的刻藏观念,最后就《宝贤堂集古法帖》所收宋四家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本体信息作出初步探讨。

从《宝贤堂集古法帖》看明中期朱奇源的法书鉴藏与交游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明晋靖王朱奇源为世子时汇集晋府所藏法帖并增选宋、元、明书家作品,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镌刻而成。本文试图从法帖刊行者朱奇源入手,分析其选帖标准和鉴藏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晋王府宗室与官员和文人的交游活动对《宝贤堂集古法帖》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探讨明中期晋藩刻帖活动特点及朱奇源的书画鉴藏交游圈。

简述《宝贤堂法帖》文物价值

永祚寺俗称双塔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是太原的标志性建筑。寺内现存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和《古宝贤堂法帖》分别为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晋世子朱奇源集刻,和清代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太原知府李清钥从李氏家藏法书中选镌而成,20世纪80年代从傅公祠迁置于永祚寺碑廊。本文以二部法帖为例,通过校勘诗文刊本、先贤手迹和散佚书论,阐述了二帖的文献价值,并从二帖的异同对比说明了其艺术价值。

明宝贤堂帖中的袁桷与天庆寺雅集

明《宝贤堂集古法帖》作为明代官帖重要一员,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本文通过分析这部法帖的内容择选,并着重对其第十一卷元代书家的选取进行分析,尤以书法史上涉猎不多袁桷作为重点论述,并从中衍生出袁桷与天庆寺雅集这一历史事件,最终得出结论对《宝贤堂集古法帖》的研究应更加具体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