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不起诉中的程序出罪理论探析

合规不起诉作为赋予涉罪企业出罪机会的诉讼制度创新,其正当性备受质疑,而解决该争议需阐释程序出罪理论这一法理根基。程序出罪是指刑事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对罪与责的规定,赋权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犯罪案件非犯罪化处理,我国的酌定不起诉、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域外的暂缓起诉、暂缓判决制度,都是例证。在积极刑法观的推动下,犯罪圈扩张引发“过度犯罪化”的社会问题。程序出罪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直接式出罪与暂缓式出罪、公诉出罪与审判出罪等多样化的程序路径能弥补实体出罪灵活性的不足。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当作为合规不起诉试验的立法选择,通过内嵌限制性机制避免“程序消解实体”的风险,以“暂缓式公诉出罪”应对企业过度犯罪化。

刑事合规出罪事由研究

随着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为企业出罪寻求刑法意义上的正当性事由成为合规制度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刑事合规出罪的理论基础源于当前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风险社会下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和法益修复理论。强化刑事合规出罪化的功能,对于规避预防企业面临的刑法风险、优化企业犯罪的防控模式、减少“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等方面意义重大。企业承担责任的根源在于企业的管理监督过失和合规建设缺失,因而企业是否实施有效合规计划是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关键因素。应借鉴域外合规出罪的先进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合规出罪制度。

“出罪”的语境与界说

"出罪"是在我国古代的法律文献中大量出现,并且被现代学者所借用的一个刑事法律名词。但是因为语境的不同,不同的学者对它的界定并不一致,主要存在"非犯罪化说"、"正当行为说"、"实体出罪说"与"程序出罪说"等几种学说。解析"出罪"的语源和语境,可知"出罪"是刑事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或者法理,对进入刑法视野的疑似犯罪行为进行评价,而最终做出不追究刑事责任结论的司法过程和刑法解释过程。

过度扩张与理性限缩:非法集资犯罪共犯处罚范围之认定

司法实践中,非法集资犯罪的共犯处罚范围呈现过度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传统刑法理论对共犯成立标准的深刻影响,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中关于限缩共犯处罚范围的规定失灵,对非法集资犯罪从严从重打击的立法导向与司法惯性。鉴于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治理不应过度依赖刑事手段、过度扩张共犯处罚范围有违刑罚预防目的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优化配置司法资源的要求,应当理性限缩非法集资犯罪的共犯处罚范围。在具体路径上,将欠缺共同犯罪故意、欠缺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从实体法出罪;将具有退赃退赔等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人员,从程序法出罪,能够有效限缩非法集资犯罪的共犯处罚范围。

轻罪治理背景下出罪模式研究——实体与程序路径的双重反思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我国刑事法网向“严而不厉”的一元化制裁结构发展,轻微违法行为面临如何出罪的法治难题。基于法教义学的基本态度,在司法层面完善出罪体系更合理务实。实体出罪路径面临不法如何判断、“但书”条款如何适用、抽象危险犯如何认定以及实质解释如何操作等方面的困境。而程序出罪路径亦需在出罪依据的限制、程序供给的不足以及自由裁量的质疑等方面进行反思。虽然两种路径对应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具有可比性,但实体出罪路径受制于当前刑事立法的整体趋势与犯罪治理的总体方略,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有效缓和过度的犯罪化与刑罚化,程序出罪路径具有更加广阔的适用空间。因此,在刑法变革与治理转型背景下,刑事诉讼程序亦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刑事政策机能,积极回应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构建与完善程序出罪体系,促进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程序出罪事由的体系化解读

明确程序出罪的界定标准,需要澄清“程序出罪与出罪方式绑定”的误区,并且需要解构与反思“需罚性”标准和“自由裁量权”标准。程序出罪的界定应当结合具体出罪事由进行判断。《刑事诉讼法》第16条作为贯穿刑事诉讼法的出罪条款,既包含了出罪方式,也包含了出罪事由;既包含了实体出罪事由,也包含了程序出罪事由。对程序出罪事由进行体系化解读,可以以《刑事诉讼法》第16条为引,将出罪事由分为“情节判断型”“特定条件型”和“诉讼要件缺失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阶层性的程序出罪事由体系。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厘清程序出罪与实体出罪的界限,对实践中出罪方式的错用纠偏,为程序出罪理论研究作铺垫。

套取科研经费行为的出罪问题

对于科研人员套取科研经费行为,学术界的基本倾向是将其非犯罪化(出罪)。出罪思路有两种,一种是实体上的出罪思路,另一种是程序上的出罪思路。实体上的出罪思路,只能解决部分科研人员的出罪,或者只能解决罪名的适用,而不能彻底解决套取科研经费案件的出罪问题。程序上的出罪思路具有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但需要纳入法治轨道。本文主张,在实体法上的出罪思路中,对"公共财产"做限制解释,将横向课题经费和部分纵向课题经费从公共财产中排除出去;计算套取科研经费数额时应适当扣除科研人员的应得劳动报酬及其他合理开支;运用违法性认识错误理论将2014年11号文颁布之前的套取科研经费行为出罪。在程序法上的出罪思路中,将各种出罪措施纳入法治轨道,如提高"罪轻不起诉"中罪轻的标准,从而将构成犯罪的套取科研经费行为从程序上不按照犯罪处理。

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三年多以来,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的保护方向值得肯定,但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仍有待总结和反思。企业合规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同义语,企业的合规动机是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合规整改的永恒逐利性、检察合规监管的经济利益衡量,为合规激励的扩大化埋下了隐忧。基于单位犯罪混合意志论和责任分离论,涉案企业与涉案人员在刑罚层面可实现责任个别化,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对象只能是企业而非涉案人员,合规监管的适用范围只能是企业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基于实体法的量刑原理,在从宽范围上,事后合规换取的“相对不起诉”仅针对企业轻罪而不适用于企业重罪;事前合规难以成为企业犯罪的实体出罪事由,不能夸大组织体责任论的教义学功能。在未来合规改革的实践深入及立法推进中,应优先注重罪刑法定的追诉限缩意义、“企业合规从宽”与“特定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协调、企业合规整改实效的长期验证,避免落入“合规陷阱”。

激励视角下企业合规的模式选择

借助弗鲁姆的期望激励理论,可以对不同形式的合规出罪路径之于不同类型企业的激励效果进行分析,为企业选择恰当的合规激励模式。中小企业的事前合规成本较高而收益较低,合规实体出罪对其激励效果有限;企业事前与事后合规的成本难以差异化可能会减损合规实体出罪对大型企业的激励效果。中小企业由于难以分割企业意志与成员意志而缺乏事前合规的出罪预期,大型企业的事前合规出罪预期在适度限缩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有效保障。检察机关的起诉职能为其向中小企业导入合规程序出罪激励提供了契机,但不应在大型企业合规实体出罪激励的导入已较为充分情况下再为其导入合规程序出罪激励,以避免引发道德风险和弱化企业合规的犯罪预防功能。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企业合规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

恢复性司法理念、公共利益保护与积极特殊预防理论赋予了企业合规正当性。但是,当前实体法与程序法对企业合规的理论倡导和制度建言多有悖反与张力,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建构刑事合规理论,有助于推进合规试点及立法。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不应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责任一体而惩罚分离”的基本立场,企业刑事合规、直接责任人入刑但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可以破解当前实体法与程序法、理论与司法之困境。在组织体责任论的基础上,企业具有两类出罪路径:一是以企业合规作为抗辩事由实体出罪;二是基于检察院不起诉裁量权,在企业刑事合规后程序出罪。但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不应恣意,应当从出罪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能性方面进行案件事实审查、社会利益审查与再犯预防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