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收缩城市房屋空置的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基于实体地域城市尺度

城市收缩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现象,房屋空置是城市收缩的重要伴生效应,收缩城市的房屋空置是亟须重点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以中国收缩城市集中地区——东北地区为研究区域,利用多类遥感影像数据和地理数据,基于实体地域城市视角识别收缩城市,估算房屋空置率,分析收缩城市房屋空置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房屋空置的影响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为:①2013—2021年东北地区城市收缩现象显著,房屋空置率呈上升趋势,且重度收缩城市空置率普遍较高。②房产设施配置与周边环境特征是房屋空置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对房屋空置的影响逐渐增强。③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居民收入,有助于缓解轻度收缩城市空置压力,重度收缩城市需调节房产设施水平与优化交通设施布局以降低空置率。

基于城市实体地域的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当前国内外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在行政管理实践中也未形成明确的标准,导致了城乡接合部空间治理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文章提出基于城市实体地域的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方法,对广州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以自然资源部高精度遥感和土地调查数据准确识别的城市实体地域范围为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测算指标,以明确的行政村、居委会为最小统计单元,可以有效地衔接国土空间规划技术体系;2)采用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认同的25%~75%理想值与聚类分析法,并以广州市为典型案例进行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阈值的优化与检验,最终确定广州市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合理阈值为10%~75%;3)精准的测算指标、明确的研究单元和可操作性强的界定方法,可以较好地识别出城乡接合部空间,同时也为更深入的空间研究与治理提供支撑。

中国城市统计口径的出路何在：建立城市的实体地域概念（上）

中国城市统计口径的出路何在：建立城市的实体地域概念（上）周一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史育龙（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博士生）编者按：此文总结了我国在城市的行政地域与景观地域严重背离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行政地域区分城乡的种种弊端，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

中国城市统计口径的出路何在：建立城市的实体地域概念（下）

中国城市统计口径的出路何在：建立城市的实体地域概念（下）周一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史育龙（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博士生）四、中国城市空间关系分类及确定实体地域的方法上述方案从原理上讲是很简单的：即在现有城镇的建成区外再加一定纵深的近郊地域。...

基于多源数据的广佛跨界城市实体地域划分

科学界定城市实体地域的范围,能够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范围和标准的制定乃至更广泛的城市规划与管理提供重要的参考。通过综合POI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分析广佛跨界城市实体地域范围,并与北京、上海对比得出:广佛范围由1个核心城市和6郊县城市构成,其核心城市跨越广州和佛山的行政边界连成一体。城市实体地域的总面积为2320.75km^(2),其中核心城市为579.25km^(2);和北京、上海相比(不考虑边缘郊县城市),广佛面积和平均半径均为最大,广佛的平均半径为24.76km,北京次之为22.96km,上海最末为19.23km。从城市密度值的剖面看,上海的剖面最陡、其次广佛、北京的最为平缓,且广佛剖面线呈双峰形态。

辽中南地区城市增长与收缩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实体地域视角

【目的】受限于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技术的发展,过往城市实体地域尺度下的城市收缩影响因素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分析或以行政地域口径数据代替实体地域口径数据开展定量化分析的阶段。突破社会经济数据在城市实体地域内的空间化,是真正实现实体地域尺度下影响因素定量化分析的首要前提。【方法】通过构建VANUI指数和综合门槛阈值设定,实现了对辽中南地区城市实体地域的范围确定。立足于“新东北现象”的时代背景,通过对2013—2017年和2018—2022年夜间灯光DN值和LandScan人口栅格数据两时段一元线性回归斜率的叠加,将城市实体地域划分为绝对增长型、消极增长型、精明收缩型和绝对收缩型4类,并进行了时空演化分析。通过CRITIC与熵值法组合赋权,利用夜间灯光和POI数据实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服务水平、教育资源丰度、文化设施密度、环境宜居程度和对外交通便利程度等影响因素数据的空间化。最后,利用GTWR模型对辽中南地区城市人口增长与收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化分析。【结果】①2013—2017年辽中南地区各城市内的收缩型区域在2018—2022年全部转变为增长型;②2018—2022年消极增长型占比超半数(55.80%);③医疗服务水平、教育资源丰度、文化设施密度和环境宜居程度在两时段对各城市的人口增长整体起正向作用,但第二时段正向作用普遍出现弱化;而对外交通便利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两时段均呈现负向作用。【结论】①辽中南地区的城市人口收缩已实现增长转变,现阶段更多表现为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配问题。②各城市人口、社会、经济的多维度收缩不普遍,且具有短期内实现增长转变的可能和明显的城市层级差异。③资源枯竭和产业转型伴随的社会、经济发展阵痛,致使与城市经济发展捆绑度较高的医疗、教育、文化设施配给和人居环境提升等对人口的正向吸附作用出现弱化。④各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发展现阶段存在助推人口流失的作用。

对城市规划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作者探讨了城市规划研究中的城市地域概念问题、居住分化问题、城市形态演化的阶段性问题和市域城镇体系规划问题。作者认为，我国应该在统计地域体系中建立规范化的城市实体地域概念和城市功能地域概念；应适度促进居住分化的发展；规划应以城市形态的阶段性发展规律为依据；试图通过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来协调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域间关系的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应对现行城市规划的模式和框架进行改革。

“城区范围”概念解析及其确定方法探讨——以115个城市为实践对象

“城区范围”是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城乡划分和统计、城镇化政策制定的重要地理空间基础。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分析我国当前“城区范围”的现状问题,对相关概念及划定方法进行梳理,结合国际经验,提出我国的城市实体地域概念即“城区范围”,进而提出“城区范围确定”方法;选取115个城市对“城区范围确定”方法进行实践和验证,探讨该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经过反复实践、优化,最终形成了可用于全国设市城市的“城区范围确定”技术流程框架。

国外“城市”概念的演化及译名辩析

城市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沉积而产生的独特聚集空间，亦是我们生活的空间载体。中外城市的起源基本上都可追溯为城（ｃａｓｔｌｅ、ｔｏｗｎ）与市（ｂａｚａａｒ、ｍａｒｋｅｔ）功能的组合。然而城市一旦形成后便体现了巨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工业革命（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1988—2018年中国城市实体地域与行政地域用地扩张对比

城市边界是城市演化认知和城市规划决策的空间依据。中国不少研究实践将地级市等行政地域范围视为城市,与物理上主要由连续人造不透水面构成的城市实体地域相比,存在较大的空间边界差异。然而,鲜有研究定量分析“实体”视角下长时间序列的城市用地演化,特别是对实体和行政两种统计单元视角下的城市扩张差异缺乏系统认识。本文基于30 m空间分辨率的多源遥感产品识别了1988—2018年8期的城市实体地域边界,分析其用地扩张过程,进一步与行政地域相对比,系统识别了两种统计视角下城市用地扩张的认知差异和空间模式。主要结论为:①1988—2018年间,中国面积5 km^(2)以上的城市实体地域单元数量增长了378%,以华东和华中地区的增长最为显著;城市实体地域中,88%为独立增长型,分布广泛但面积大都小于50 km^(2);12%为空间聚合型,主要分布在发达地区,面积普遍较大。②相比行政地域,城市实体地域的位序规模更符合幂律分布,其Zipf指数30年来逐渐上升趋向于1,城镇体系发展愈发均衡;相比城市实体地域,行政地域单元在平原地区的城市扩张面积普遍偏高,在沿海地区的城市扩张强度普遍偏低。③和城市实体地域单元在拓扑关系上无法一一匹配的1327个行政单元大多分布在人口密集或发达的平原地区;结合实体和行政边界识别了“跨政区同城化”和“政区内集群化”两种扩张模式,前者多发生在省会区域,后者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两者反映了城市化的空间重构。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中国土地城镇化时空过程的认识,并可对土地资源的科学配置、统一协调及行政区划的优化整合提供空间依据。

城市实体地域识别及城市规模分布再检验——基于LandScan人口数据的跨国研究

精准识别城市空间范围及其人口规模一直是城市与区域研究中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跨国城市研究中解决分析结论不可比的关键。基于LandScan人口数据和欧空局的土地覆盖分类数据,通过不透水面提取、潜在人类聚居地识别、人类聚居地合并、城市实体地域筛选等步骤,识别了2000—2018年全球范围内所有具有统一定义的城市实体地域,在此基础上,采用Shapiro-Wilk检验和普通最小二乘法重新对各国城市规模分布模式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2000—2018年间,绝大部分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近似符合帕累托定律而非Gibrat定律,这意味着帕累托定律在全球城市规模分布中更具普适性。

城市收缩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德国东部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比研究

随着城市收缩研究的深入,从城市实体地域尺度出发进行国家区域间的精准识别和影响因素对比分析,对减少基于行政地域识别的误差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通过构建VANUI指数、计算夜间灯光DN值和WorldPop人口栅格数据的一元线性回归系数,对“夜间灯光DN值回归系数≥0或<0,WorldPop人口栅格数据回归系数≥0或<0”进行两两叠加,将德国东部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2000—2009年和2010—2018年两阶段的城市实体地域划分为绝对增长型、精明收缩型、消极增长型和绝对收缩型四类。基于分类结果,对比了两地区两阶段绝对收缩型和精明收缩型区域的时空分布和转变路径,并从人口增长、科技发展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等方面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两地区两阶段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两地区绝对收缩型区域在时空分布和转变路径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精明收缩型区域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相似性,但在转变路径上具有差异性;两地区两阶段绝对收缩型区域均占比较少;两地区人口增长机制兼具异同点,并由于国情差异而具有不同内涵。总的来说,城市收缩区域具有短期内实现增长的可能性;应当给予重点关注和治理的是绝对收缩型区域,而精明收缩型区域应被视作城市收缩区域的良性发展模式;持续提升医疗养老服务水平和科研投入,稳步推进存量区域的人居环境改造和基础设施配套,合理管控增量开发,有助于缓解城市收缩现象。

“城区常住人口”在收缩城市识别中的特点——基于文献综述和多源数据的检验

在中国人口达峰和城镇化发展到达新阶段的背景下,关于中国收缩城市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的一个关注点。本文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讨论了戚伟等(地理研究,第42卷第10期)采用“城区常住人口”数据识别中国收缩城市的研究。本文对中国全部的村级行政单元进行了地理编码,并基于城乡分类代码,近似绘制出戚伟等文中提到的“城区”边界。通过将这些边界与遥感图像、城市实体地域进行比较,讨论了“城区常住人口”数据所界定的“城区范围”的特点。进一步运用多源人口数据,从城市实体地域视角识别了中国2010-2020年收缩城市的数量和占比。研究发现:(1)人口统计中的城乡分类代码所划分的城区,涵盖多个城市实体地域,难以分析各个城市实体地域内部的人口变化。(2)“城区常住人口”数据难以全面展现近千个县域内中小城镇(如县城)的人口变化情况。本文运用中国2444个城市实体地域的边界,结合WorldPop、LandScan等多种数据源,发现中国收缩的城市实体地域数量占比在26.7%~31.3%之间。有关中国收缩城市的识别,应当综合多源指标和多类研究的结论进行分析,从而减少单一数据源的不确定性对于识别结果的干扰。

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

有城镇发展才有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的发展有两种动力机制,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发展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郊区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就是城市离心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 西方的城市实体地域可以分成中心市(central city)(相当于我国的城区)和城市外缘(urban fringe)(相当于我国的近郊区)。以人口为例,城市发展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中国城市NDVI十年度统计数据集(250-m,1990–2020)的研发

植被覆盖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和人居环境的重要指标,然而目前还缺乏城市内部长时间序列的NDVI数据集。作者基于Terre-MODIS NDVI、GIMMS NDVI产品数据,运用深度学习超分辨率的算法制作了1990、2000、2010、2020年中国250-m分辨率NDVI数据集。然后,通过叠加不同时期城市的行政范围和实体地域范围,提取不同城市范围内的NDVI平均值,得到中国十年度及361个城市平均NDVI值统计数据集(250-m,1990–2020)。该数据集显示1990–2020年中国全境和城市范围的NDVI均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但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该数据集可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城市绿地规划建设、生态环境政策制定和政府绩效考核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也可作为城市化与气候变化驱动下生态系统演化研究的基础数据。数据集存储为.tif和.xlsx格式,空间分辨率为250 m,由5个文件组成,数据量为6.51 GB(压缩为5个文件,1.83 GB)。

中国主要城市化地区测度——基于人口聚集视角

基于人口聚集的新视角,以一定人口密度下连片聚集的人口规模为标准,测度分析我国主要城市化地区的状况,结果表明:主要城市化地区具有高度聚集的特征;城市行政地域范围与基于聚集视角的主要城市化地区的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10年来人口大规模向主要城市化地区聚集,但其面积扩大快于人口增长;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设计的主要城市化地区范围过大、现状聚集性较差,不利于我国集约紧凑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实施。

京津冀的城市地区识别与国际比较

城市地区是人口普查中为统计城市人口所使用的地域概念,是人口高密度聚居的人居环境。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在人口普查中普遍采用基于精细化人口统计单元的城市地区识别方法,而中国目前仍采用基于市镇建制和行政区划的城市统计口径,导致针对中国城市的统计和研究难以与国际接轨。本文研究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技术流程,以1km^2网格人口分布模拟为基础,通过空间分析识别了京津冀范围内实体意义上的城市组团,进而划分了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组团所在的城市地区。研究通过将识别结果与OECD国家的主要大城市地区进行比较,揭示了北京城市地区和天津城市地区的面积、规模、人口密度特征,并对雄安新区建设情境下的京津冀可能形成的"京-津-雄"三足鼎立的城镇发展格局进行了预判。研究提出的基于高精度人口分布信息识别城市地区,呼应了我国统计中进行城乡划分和计算城市人口的需要,识别结果有助于科学认识京津冀区域的城镇发展,以及在国际比较基础上对城市地区进行系统评估。

基于不透水面的中国县城建成区识别与时空演变研究

县城建成区的时空演变特征是县城发展状态的重要指示器,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决策具有参考价值。本研究基于不透水面数据构建中国县城建成区的识别方法,提出县城建设集中度指数,并由此揭示了2010—2020年中国县城建成区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①本研究建立的技术方法可有效识别中国县城建成区边界,制备的30 m×30 m数据集精度高于已有的典型数据集。②2020年,中国超过64%的县城建成区面积在10 km2以下,面积超过20 km2的县城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长三角、海峡西岸以及湘、赣、川的省会都市圈。2010—2020年县城建成区扩张较快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省份,且呈现出在西南地区空间集聚的特征。③2010—2020年近60%县域的县城建设集中度增加,县城建设集中度较高的县域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总体上,地形起伏度越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县城建设集中程度也越高,且随着时间变化集中趋势不断增强。研究认为,应当加强对县城建设用地的动态监测,提高建成区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做大做强县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