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社会学本土化的实体性研究基础——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作为一种学科舶来品,起源于欧美的社会学要想真正在包括东亚在内的非西方社会立足,舍本土化之外别无他途。这里所说的本土化,绝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反思和纲领性倡议,也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原则性表述,而是要循着社区研究的路径,以真实而具体的本土地域社会研究为依托,展开具有本土社会实体性支撑的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东亚社会学本土化的实体性展开经历了社区研究和地域社会学两个阶段,其具体实施路径为:以城乡社区或地域社会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实地研究描绘出地域社会的总体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东亚本土特色的学术命题,在与西方社会学对话的基础之上,建构东亚社会学学科的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这对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合法性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危机。如何加强政治合法性建设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所主导的合法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我们应当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公众认同的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建立理性和稳固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