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性与实体性法律后果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不仅侵害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还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司法公正权威。《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并没有对非法证据排除专门制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强制力不足。因此,建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性和实体性法律后果就显得非常必要。

浅析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含义与适用限制

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法中争议最大的法律原则之一。根据该原则,美国司法机关在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之时,不是审查制定与执行法律的程序,而是审查法律的实质内容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虽然该原则的适用极大增强了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然而美国的普通法传统以及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形成的两种检验标准,能够有效防止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罗斯福新政和美国“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的衰亡

"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从英国普通法丰富的知识宝库中所继受过来的一个术语,它在美国具有实体性的含义。在"实体性正当法律"占统治地位的"洛克纳时代",它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规制立法最犀利的宪法武器。在自由经济神话破灭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却依然墨守陈规,利用它来推翻一系列的新政法规。这种行为导致了罗斯福总统向最高法院开战,从而酿就了美国历史上的一场"宪法危机"。也许是迫于总统的压力,最高法院最终改变立场,主动从政治领域撤出,由此导致了"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的衰亡。

社区矫正程序功能研究

服务于个别化矫正罪犯、保护受害人、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等多重目的,作为一种实体性法律程序,社区矫正程序有限制恣意,引导和规范主体行为,弥补和发展实体法,保证民主参与的作用,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承载着权力制约、提供效率、制度生成和民主参与等多项功能。

传统中国的政治自由与德性自由之辩——牟宗三对“黑格尔问题”的回应

新儒家哲人牟宗三对"黑格尔问题"的回应构成了中西之间一次极富深度的理性对话。黑格尔曾判断中国只是自由的起点,只有实体自由而无主体自由,中国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这堪称社会科学中的"李约瑟之问"。牟宗三深受这一问题的刺激,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思考后进行了回应。一方面,他认可黑格尔所论传统中国在政治法律领域缺乏主体自由,"实体性法律"没有获得主体意识的认同,没有获得客观地位,因此需要通过良知自我坎陷以开出民主自由的新外王。牟宗三更批判了黑格尔的偏误,他认为自由不仅在于政治法律领域,中国在道德和艺术领域富含主观自由。中国政治视野不是国家,而是天下大同。中国注重自由的德性涵养,这有助于疗救西式自由只重制度的弊端。牟宗三的回应展现了寻求中国文明自信的艰苦努力,丰富了对自由的多元性理解,有助于打破黑格尔式"法律东方主义"的魔咒。但没有政治自由的前提,道德艺术自由也难有保障。儒家德教如何转出民主自由与现代法律,其理论缺乏具体途径。牟宗三在文化反思的同时仍然陷入了一种更深的文化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