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实技术融合对企业实体投资影响研究

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使得数实技术融合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鲜有研究关注数实技术融合与企业实体投资的关系。因此,基于2008—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微观角度研究数实技术融合对企业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实技术融合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数实技术融合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产品竞争能力来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数实技术融合对企业实体投资的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权属的企业中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实技术融合也会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企业实体投资还会受到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影响。鉴于此,要营造良好的数实技术融合发展环境,探索数实融合发展模式,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企业实体投资规模水平。

ESG投资、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实体投资效率

提高企业实体投资效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ESG投资对企业实体投资效率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2009—2021年沪深A股2710家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ESG投资对企业实体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ESG投资对企业实体投资效率的作用呈U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会影响其发挥的作用,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相比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更能够发挥正向调节效应。这一研究结果为企业持续践行ESG投资,提高企业实体投资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能够丰富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研究,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加强自身建设、转变发展理念;对政府部门健全ESG建设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数字金融与企业“脱实向虚”——基于企业金融化与实体投资双重视角

数字金融作为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高度融合的产物,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企业金融化与实体投资双重视角,利用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与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实体投资行为,即数字金融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趋势。企业金融化在数字金融与企业实体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非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但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数字金融加剧企业“脱实向虚”的作用会有所减缓。因此,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鼓励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实体投资报酬率;加强金融监管,明确金融监管的内容,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科技的运用能力,实时把控金融市场动态。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实体投资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建成开放型经济格局。本文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显著提高企业实体投资率,其中的重要作用机制是融资约束缓解、金融化投资绝对收益水平下降、实体投资绝对风险水平下降。此外,本文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后企业金融化投资规模和投资倾向的变化,并对比了企业采取不同投资决策的财务业绩表现。本文在微观企业层面证明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及其路径,为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和促进企业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有益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差异与企业实体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效应一直备受关注,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本文视“一带一路”倡议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差分模型(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实体投资的影响,试图从微观企业实体投资角度揭示“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的实体投资存在正向促进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后企业的实体投资规模明显提升。本文进一步检验发现,在企业战略差异更大以及国有企业中,“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实体投资的提升更显著。最后,对其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升企业实体投资的基础上,对金融化投资起到了抑制作用,本文研究也为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以智慧城市建设为背景,基于2008—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面板数据,采取多期DID方法(Time-varying DID),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投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减缓实体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减少融资约束、强化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对实体投资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实体及法律制度环境完善的地区,数字经济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

上市公司应该购买理财产品吗?——基于实体投资效率的视角

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上市公司不是投资特定项目,而是去购买理财产品的现象,一段时期以来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1-2017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数据,借助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对其实体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购买理财产品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实体投资效率,而这一效率损失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来自投机套利动机、公司代理冲突和现金流约束的效率损失。依据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不同和是否近年内IPO,购买理财产品行为对实体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对实体投资效率的视角回答了上市公司是否应该购买理财产品的问题,所提供的直接经验证据为我国资本市场科学评估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行为的合理性带来丰富的政策含义。

经济金融化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吗？——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经济金融化对企业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金融化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金融化程度越高,对企业实体投资的抑制作用越显著。经济金融化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有所缓解,小规模企业的实体投资受经济金融化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还表明,经济金融化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在产权性质和地区方面存在差异,国企和东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可以通过加强金融监管、降低企业税负和完善中小企业借贷机制等三个方面的措施避免企业过度金融化。

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实体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选取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对企业金融化对实体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企业金融化与实体投资效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低负债、低成长企业,金融化对国有、高负债、高成长企业实体投资效率的边际影响更大。(2)实体投资水平与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化与实体投资效率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企业金融化—实体投资水平/融资约束—实体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3)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金融化与实体投资效率关系存在非对称性调节作用。当金融化程度较低时,宏观经济增速上升会加剧金融化对实体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当金融化程度较高时,宏观经济环境的调节作用无效。(4)当企业投资过度时,金融化通过挤出实体投资来提升投资效率;但当企业投资不足时,金融化无法通过储蓄实体投资来提升投资效率,这归于金融化收益对冲了实体投资不足的效率损失。该成果将为提升中国企业投资效率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金融机构实体投资和虚拟投资决策的最优控制理论分析

文章利用最优控制理论分析全球时代下的金融机构的实体投资决策的信贷的数学原理和风险决策模型、以公司现值最大化为基础的虚拟投资决策模型以及在两者的基础之上建立的金融机构在实体投资和虚拟投资综合决策模型。实体投资和虚拟投资之间可以进行转换,当然这种转换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划分了实体投资和虚拟投资的界限,决定了实体投资和虚拟投资的资金分配。

零售企业金融化发展对实体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

为了提高经营效益,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开始实施金融化发展战略,提高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中的占比。然而,零售企业的金融化发展将削弱其对主营业务的实体投资,进而影响其可持续发展。同时,零售企业作为非金融机构,在金融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金融风险较大。因此,为了引导零售企业审慎制定金融化发展决策,本文实证分析了零售企业金融化发展对实体投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零售企业金融化发展显著负向影响实体投资,其中交易型金融化发展显著正向影响实体投资,非交易型金融化发展显著负向影响实体投资。经济政策、融资限制在零售企业金融化发展与实体投资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当融资限制较弱时,零售企业金融化发展与实体投资的关系呈倒U型。国有零售企业金融化发展对实体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强。当市场化水平越低时,零售企业金融化发展对实体投资的负向影响越强。

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

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能否推动实体经济健康繁荣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点。现有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实体投资,也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但究竟更能促进哪类投资还缺乏深入研究和经验证据,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资金供给增长有利于企业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增加,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是在整体经济持续低迷情况下常用的逆周期调节手段,此时实物资产价格往往处于低估状态,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往往较大,因而,总体上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本身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不大,投资不足的企业往往对实体投资保持谨慎,可能更多地利用资金增量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而偏好实体投资的过度投资企业则可能继续增加实体投资,进而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以2008年—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提高会产生如下企业投资效应:(1)总体上看,同时促进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2)促进投资不足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过度投资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分别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3)促进国有企业的实体投资,促进非国有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非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4)促进东部地区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实体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东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将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拓展货币政策的企业投资效应研究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研究;二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优化关于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方法,并为货币政策会促使企业“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针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有助于精准有力地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虽然从总体上看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但也可能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因此,宽松货币政策要慎用。当前,我国依然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重对不同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精准有力的差异化调节,同时要加强预期管理和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推动企业有效率地“脱虚向实”。

民营企业所有权来源、政治资本与实体投资

文章研究了民营企业所有权来源差异如何影响其实体投资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依赖于企业政治资本情况而发生改变。研究发现:(1)相对于创业型所有权,国有改制型所有权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实体投资水平;(2)在缺乏政治资本的民营企业中,国有改制型所有权对企业实体投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1)国有改制型所有权显著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规费负担和摊派,以及慈善捐赠活动;(2)国有改制型所有权显著增加了民营企业在金融领域的投资,从而使其呈现出投资“脱实向虚”的表现。研究结果为民营企业实体投资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政策启示。

高校对后勤实体投资的价值确认与会计处理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后,原后勤服务经营人员和相应资源都成建制地从高校行政管理系统中分离,组建成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学校后勤服务实体。按照国务院部署,学校后勤实体'如无特殊情况,一般都应通过并人、托管、联办、连锁、股份合作等形式'进入跨地区、跨高校的后勤服务集团(实体。

数字普惠金融、实体投资偏向与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改进发展绩效提供了更有效的金融服务功能,并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偏向,通过抑制金融资产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和资本性支出的实体投资的途径影响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1—201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并采用多种计量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影响效应存在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在民营企业和中东部地区更显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企业投资的合理分配等方式可协同促进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重塑实体投资优势

抓好实体投资关键在于解决影响浙江实体投资的体制机制障碍,更要把着眼点放在激发企业实体投资积极性。

企业实体投资决策的三大考量

本文从三个方面研究了企业实体投资决策的过程,认为实现企业的外部扩张是企业开展实体投资的根本原因,投资领域的选择取决于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投资方式的选择则要根据其方式的特点及自身的需要和特定环境的具体情况。

如何利用项目管理方法搞好实体投资

分析了晋煤集团现状，指出晋煤集团增量资本运作目前主要方式为实体投资，运用项目管理方法进行实体建设是实体投资取得有效成果的一个重要方法，一是要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二是要选择好项目经理，三是运用项目管理办法搞好实体建设。

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投机套利”动机,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目的不明确,对实体投资产生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投机套利”动机,会显著抑制实体投资。

产品市场竞争、企业实体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

本文在连续时间和局部均衡模型框架下,将产品市场竞争引入增长期权理性投资及风险定价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最优投资决策和“投资效应”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面对竞争性的增长机会,产品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尽早执行增长期权,进而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产品市场竞争还会增强企业投资和股票预期收益率之间的负向关系,进而加剧“投资效应”。即便更换关键指标的测度方式、使用不同的回归方法和基于子样本进行检验,实证结果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