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当家作主”与“扩大民主”——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实体治理”模式探析

改革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就制度设计而言,无论国营企业内部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还是人民来信来访等正式制度的形成,均受到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驱动,即源自共产党革命的激进主义和源自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理性主义。前者强调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后者注重在企业管理中扩大民主。不过,这两种传统背后的话语逻辑,均具有"形式主义"的共同特征。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制度设计和话语逻辑,转移到基层治理制度的运作实践,则会发现真正主导这些制度实际运作的,乃是"实体主义"的治理模式。它所注重的是满足普通工人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而不是形式主义逻辑所预设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目标。不同于形式主义视角下对基层治理实践的负面解读,本文对实体治理模式的研究强调普通职工赖以表达自身利益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的有效性。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非实体性治理单元及其运行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空间治理单元是近年来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主要把空间治理单元界分为实体性治理单元和虚体性治理单元两类。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的实际场域,可以在把空间治理单元区分为实体性治理单元和非实体性治理单元等基础上,进一步将非实体性治理单元细分为半实体性治理单元和虚体性治理单元,从而形成实体性治理单元、半实体性治理单元和虚体性治理单元等三种空间治理单元。从我国空间治理运行的现实逻辑来看,授权(委托)、赋权(能)、放权和让权(利)等四种机制是驱动非实体性治理单元功能实现的主要机制。非实体性治理单元及其运行机制是观察和理解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最新政策走向的重要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实体性治理单元

实体性治理单元是关于空间治理的一种分析概念,主要为行政区。其功能全面,边界清晰,管辖范围明确,管辖权力完整,通常为一级独立的财政。实体性治理单元在政治统治和行管理方面的功能不可替代,撤销、新设、扩大、合并、拆分、升格、改名等是实体性治理单元的治理手段。实体性治理单元存在导致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难以满足跨行政区公共管理要求和公共服务的需求、难以解决跨行政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行政区变动成本高等问题。虚体性治理单元主要包括经济区、功能区等,其功能在于补充实体性治理单元的"短板"。由于虚体性治理单元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实现实体性治理单元无法达到的目的。

中外比较视野下的治理单元:概念厘定、学理分析与治理贡献

治理单元是世界范围使用的概念,各国在发展和治理中都设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和不同层级的治理单元。治理单元包括实体性治理单元和虚体性治理单元两类,它们在功能、机构、权力、财政、边界和生命周期等方面均有不同。中国在发展和治理中综合使用两类治理单元,形成了“行政区+经济区、功能区”的治理结构,对治理单元的恰当运用,是中国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的一个秘诀。通过与国外治理单元的比较,分析中国在发展和治理中对治理单元的运用经验,可以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中进一步使用治理单元提供借鉴。

两种国家治理单元的综合使用

国家有两种空间治理工具,分别是行政区等实体性治理单元和经济区、功能区等虚体性治理单元。两种治理单元在功能、机构、权力、财政、边界五个方面不同,适用于不同的治理目标。实体性治理单元可以通过撤销、新设、扩大、合并、拆分、升格、改名等手段实现治理的目的,但其也造成国家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存在行政区变动成本高等问题。虚体性治理单元的功能在于补充实体性治理单元的“短板”,但也存在自身的局限。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需要把实体性治理单元和虚体性治理单元结合。国家级新区综合了行政区和功能区的优点,城市群结合了城市与经济区的长处。实体性治理单元与虚体性治理单元的结合是国家治理中体制与机制的结合。

宏观审慎政策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重点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包括机构监管不确定性大,容易形成监管裁定,功能监督管理缺乏高新技术支持;着眼于债务端的泛金融业务创新,延长与割裂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聚焦于资产端的投资联动服务也缺乏市场联动机制和人才支持;大众创业、科技创新型企业缺乏相应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支持系统;经济金融供给侧结构转型的创新发展体系,内部生产力和协调机制不足。最后,本文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个中介变量出发,分析转型的内外部原因,并提出落实宏观审慎政策助推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政策建议和总体思路。

论量刑程序的独立

量刑治理是我国法学界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现在对于量刑治理出现了两种治理模式之争:程序治理模式和实体治理模式。而程序治理模式之中最关键的就是量刑程序的独立。从实体的改变来推进量刑程序的独立,可以实现程序治理模式与实体治理模式的有效结合,更好地推进我国的量刑改革。

量刑治理的模式之争——兼评量刑的两个指导“意见”

量刑失衡和量刑公信力低是我国量刑实践中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以构建绝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为基本内容的程序治理模式不仅效果有限,而且支撑乏力,困难重重;实体治理模式虽能立竿见影,且方便易行,但争议较大,容易损害法官的刑罚裁量权。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绝对的刑罚裁量权,关键是刑罚裁量的尺度设置是否合乎时宜。以制定数量化的量刑指南,合理限缩法官的刑罚裁量空间为重点,同时辅之以建构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我国量刑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2010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试行的两个量刑指导"意见"虽总体定位尚可,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