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船舶扣押的海事案件的实体管辖权问题研究

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于诉前采取了船舶扣押措施的海事法院基于当事人的任意选择可以取得对所涉海事案件的实体管辖权;并且,当事人的这种选择不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然而,尽管赋予船舶扣押地海事法院以实体管辖权确实有着一定积极的意义,但其缺陷同样十分明显;并且,对当事人选择受诉法院不加以任何限制的做法亦与国际上涉及扣船的各国际公约的主流规定不相符合。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

国际公约下扣船法院实体管辖权行使的限制——评《鹿特丹规则》第70条

首先就现有公约对扣船法院行使实体管辖权制约的规则进行评述,然后对《鹿特丹规则》第70条进行全面详尽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该条款确立的规则对中国的影响。

我国扣船管辖与实体管辖分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我国海事诉讼法引入了扣船管辖和实体管辖分离的制度,与1952年《扣船公约》和1999年《扣船公约》相比,我国法律规定的管辖权分离的适用范围更广,不限于协议管辖和诉前保全,但我国没有就管辖权分离情况下扣船法院对实体审理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作出特别规定。在管辖权分离相对宽泛,判决承认与执行又缺乏保障的情况下,管辖权分离不仅可能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扰乱国际海运秩序,还可能使扣船法院在被申请人提起扣船错误损害赔偿诉讼时面临审理上的尴尬。鉴于此,本文建议我国适时加入2005年《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和1999年《扣船公约》,并对我国过于宽泛的管辖权分离进行限制,以完善我国的管辖权分离制度。

从国际公约角度论扣船管辖的发展

船舶扣押是海商法领域颇有特色的制度。它既可以建立管辖权基础,也可以为判决提供财产保全。法院因扣押船舶而取得案件的管辖权已得到国际公约以及各国立法的普遍认可。《1952年统一海船扣押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以下简称52年扣船公约)、《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以下简称99年扣船公约)和《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以下简称《鹿特丹规则》)都对扣船管辖做了具体的规定。通过对以上述公约的研究分析,旨在探讨和研究扣押船舶管辖的发展趋势。

国际公约下扣船管辖权问题研究

从国际立法的发展来看,一方面,法院因扣押船舶而取得实体管辖权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另一方面,为避免择地诉讼,扣船法院取得实体管辖权的限制条件愈发严格。我国扣船管辖权行使中,存在实体管辖权理论基础薄弱、转化限制条件缺失等问题。以《海诉法》修改为契机,应借鉴英国对物诉讼制度完善扣船法院取得实体管辖权的理论基础,并引入实际联系原则对扣船法院实体管辖权的取得设定限制条件。

扣船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

法院依据船舶扣押而获得实体管辖权已被视为公认的原则,本文通过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诉法》)相关条文进行理解和解释,主要分析扣押船舶法院是否应当享有审理实体纠纷的管辖权,以及该扣船法院享有管辖权的前提是否要满足“实际联系原则”。同时,在扣船法院对实体纠纷享有“实际联系原则”时,是否应当具有优先性。通过分析,判断上述原则是否具有合理性,并针对我国《海诉法》第19条提出修改的建议。

管辖规范中的实体要素

包含有实体要素的管辖规范给实务和学界造成了困扰。既有的形式审查说、依原告主张说、初步证据说都各有缺陷或问题。基于处分原则,诉讼标的或诉因应由原告择定,所以对管辖规范中的这类要素不做审查。但对于其它实体要素,在被告提出管辖异议时,应进行实质审查。否则将会使此类管辖规范形同空文,完全听凭原告确定管辖法院,无视被告合理的管辖利益。为减少解释上的分歧,应对此类混合规范重新表述。司法解释中的有些混合规范并无存在必要,甚至还是违法的,应予废除。

我国跨境B2C数字化服务增值税管辖权规则的检思与建构

在数字化服务产业迅猛发展与传统税收规则相对滞后的矛盾下,当前增值税制度存在数字化服务概念界定难、实体管辖权规则划分难、实施性管辖权执行难三大难题。我国至今仍未制定跨境B2C数字化服务增值税管辖权规则,本文通过比较OECD、欧盟、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日本近年在数字化服务方面的间接税改革方案,以探索我国的增值税改革之路,从税制设计与规则构建出发,为产业数字化升级保驾护航。

论现代扣船制度中的不方便管辖原则

扣船是行使海事管辖权的重要手段,海事法院因扣船而取得实体管辖权。实践证明,海事法院片面争取管辖权并不一定能很好维护国家主权,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损害国家尊严。出于现实主义考虑,将不方便管辖原则引入扣船制度可以很好抑制目前海事诉讼中存在的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管辖规则的国际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增值税制度已无法应对跨境数字交易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本文首先在OECD《国际增值税/货物劳务税指南》框架下,介绍了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制度的普遍遵循,并对各国在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的实体管辖规则、征管制度和税收欺诈防范等方面作了比较分析,最后就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改进和完善我国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制度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