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创业效应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五个维度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金融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均有推动作用。第二,创业效应在数字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传导作用,提升创业效应水平是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第三,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点,且创业效应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能够增强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据此提出全面建设中国数字金融体系,加强数字金融对企业创业创新活动的引导扶持,充分重视并利用数字金融的空间外溢效应,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

发展数字经济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建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内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利用模型分析并探讨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虽然该区域内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已出现了“倒U型”关系;科技进步、产业结构、绿色金融是重要的传导机制;同时,长江经济带内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和经济发展会弱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提升作用。本研究不仅为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还有助于明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关系。

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探究其对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情况,参照A股市场通用的交易性成分指数拟合方式,从上市企业中遴选出300家技术密集型上市企业样本并编制能表征技术密集型企业这个群体的市场表现指标—技术密集型企业300,进而以此为基础从市场表现、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布情况等方面探究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借助自向量回归模型(VAR)的构建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探究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情况。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整体表现优于蓝筹企业,传统制造企业是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重点分布于首都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其市场表现对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和消费呈现出正向影响,且对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影响最大。

金融科技创新如何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金融科技创新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和异质性检验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优化金融科技业态空间布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创新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融合创新的产物,对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嵌套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动态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作用机制,得出:数字金融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数字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优化数字金融业态空间布局,畅通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数据产权、交易、分配和治理制度不健全、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脱节、寡头垄断平台“一家独大”、数字基础设施供求不匹配、数字鸿沟较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了现实挑战。数据要素制度、数字技术制度、数字产业制度、数字平台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制度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内核、强劲动能、生态体系、中介载体和坚实底座。因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未来应完善以“数据二十条”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制度、“卡脖子”技术攻关制度、数字产业融合制度、数字平台治理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共投共建共享制度和数字鸿沟弥合制度。

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典型业态,将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从3个维度构建平台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并测算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选取2013—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平台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基础、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实体经济支撑视角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承载体,必须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支撑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遵循“单点应用、局部优化、体系融合、生态重构”四个层面的演进逻辑,即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实现多业务环节和流程系统的局部集成优化,实现现代服务业与现代产业加速融合,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产业安全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跨界融合、产业要素流动等的价值维度认识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应聚焦融合实践路径,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聚焦循环实践路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聚焦数字化实践路径,巩固优势传统产业领先地位;聚焦生态化实践路径,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象性演化机制分析——基于“热气球”结构模型的验证

现代经济是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经济系统的二象,具有非线性、自组织、亚稳性、高风险性和寄生性等复杂特征。以金融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构成一个完整动态的二象“热气球”系统,作为热气球系统底层的“吊篮”(实象)的实体经济系统与作为“气球”部分(虚象)的虚拟经济系统之间是动态演化的,二者的规模总量共同决定了现代经济的整体规模。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稳定性和仿真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规模演化存在着内在的数量关系。从现代经济“二象性”及数量关系的演化出发,要切实防范化解虚拟经济无序发展导致的金融风险,确保经济系统安全。

秉承“支付为民”理念,中国银联助力数字政务和实体经济发展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中国银联秉承“支付为民”的初心和理念,积极发挥清算机构的平台和枢纽作用,将自身发展融入产业变革大势和国家发展大局,赋能政府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惠民生举措有效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联动机制与政策优化

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引领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正朝着数字经济运行的模式转变。文章阐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联动机制,即传统实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传统实体产业平台化、网络化、数字化运行和效率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规模巨大的新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减缓了空间对经济活动的约束,扩大了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实体经济将数字空间里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在现实的地理空间中实现,这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具有互补性。文章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的研究,也拓展了数字经济运行模式的研究,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启示。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基于2002—2021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两组数据之间的联系,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探究二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及当存在外部冲击时模型中变量对其反应速度。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驱动作用,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论社会维度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目前二者在融合的过程中存在“不全”“不深”“不便”“不愿”等诸多问题。通过“社会维度”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对社会分类、社会过程、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与社会群体进行深入考察,可以理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的复杂性,能够为科学研究、政策制定和产业实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其中,社会分类涉及“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不同模式、“内部孵化”与“外部对接”的不同策略。社会过程的分析有助于从时空演进和产业扩散等多个层面揭示“数实融合”的动态路径和关键节点。社会结构的支持与分化特征决定了“数实融合”的可行性与差异性。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在推动“数实融合”中既要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自身的增长与再生产,又要平衡资源、整合需求、重塑架构、确保数据安全等。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参与状况和所受影响,理解他们的需求和行为,对于设计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至关重要。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和机制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促进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建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经实证检验可得,长三角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已出现了“倒U型”关系;科技进步、产业结构、绿色金融是重要的传导机制。本研究不仅能为数字经济赋能长三角地区实体经济提供一定的经验,还有助于明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电子商务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探究其对不同区域经济以及实体经济的影响作用有利于其持续健康的发展。研究采用莫兰指数对我国电子商务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自相关分析,并采用回归模型分析法分析了电子商务对商用房价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实体经济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电子商务从2011-2020年间的全局莫兰指数均大于0,且最高达到了0.036。商/住房价格比与电子商务水平的三种回归模型结果系数均小于0,即均为负相关关系。说明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实体零售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城市商业传统的集聚态势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冲击下会大大减弱。为推进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

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探析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要积极落实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创设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模型,从而利用二者之间有效的渗透和扩散,共同提高并重塑发展动力,推动我国经济主体产业升级,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谐统一的目标。本文简要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和关键点,并对发展路径提出了几点建议。

有效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重组实体经济要素资源、重塑实体经济结构、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力量。《电子商务法》在规范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有必要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剖析,不断完善《电子商务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更好地融合发展,并通过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实现社会共治。

中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双向风险溢出效应--基于外生事件冲击视角

基于DCC-GARCH模型测度ΔCoESD指标,并运用复杂网络与岭回归方法,量化分析外生事件冲击下中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风险双向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外生事件发生后,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的风险共振作用显著增加,风险分散作用显著下降。动态风险影响渠道分析显示,相比于事件冲击的直接影响,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行业间的间接风险溢出更强,间接风险溢出由受到直接冲击影响的市场和行业传导产生。在外生事件发生后,金融市场易成为主要风险传导点,实体经济行业成为风险汇聚点与风险吸收方,且会形成若干条可能使得风险溢出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中不断循环放大的风险溢出闭环。

陕西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发展基本面和发展成果,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多元回归模型测度和考察2012—2021年陕西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稳中向上,但发展强度指数持续较低、稳定性指数与竞争性指数波动明显、外向性指数和创新指数长期保持低位,生态发展水平呈现下降趋势;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显著促进陕西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有一定程度正向影响,而市场化程度的作用较小。因此,应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优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加快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建设、提高人力资本、吸引FDI、深化市场化改革等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探究

一、山西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现状山西把实施大数据战略、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智慧山西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领域,选一批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具有示范性项目给予支持,在数实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