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所互动问询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基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证据

随着信息披露监管的逐步变革,互动式问询函制度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2013—2017年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可研究交易所互动问询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互动问询可以通过挤压企业披露更相关的信息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会计信息稳健性来增强公司债务融资能力,具体表现为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和增加债务融资规模。同时,交易所的互动问询具有溢出效应,能够增强被问询公司同行业同地区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

薪酬制度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企业金融化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有企业集团下属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企业金融化视角检验2015年薪酬制度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实施后出现的薪酬倒挂现象显著增加了公司的金融化程度,且增加的主要是长期金融化投资;机制检验表明,业绩下滑和考核压力是上述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进一步检验发现,当公司处于非保护性行业、股票行情牛市、市场化程度低地区时,实体经济的上述效应更加明显。鉴于此,应关注企业所处内外环境差异,分类推进改革措施落地;引导企业建立健全与薪酬改革方案相适应的考核体系,兼顾业绩总量与业绩组成部分;企业应审慎使用金融资产,聚焦如何推动公司核心业务发展。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