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查行贿犯罪之实体进路

行贿直接诱发受贿,是腐败产生的温床,严查行贿犯罪是当前我国遏制腐败的必然要求。从实体法上解决查处行贿犯罪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刑法本身的社会性、刑事程序的僵化性、配套法律的欠缺性和国际条约的普适性之必然选择。为此,我们应该围绕严查的标准和需求,检视现行实体法存在的诸多不足,在此基础上,从罪与刑两个方面共同着力,既要严密法网,扩大行为犯罪化,加大追诉力度,又要疏缓刑罚,实现犯罪轻刑化,增加侦破几率,以此切实达到严查行贿犯罪之目的。

技术物能够作为道德行动者吗——基于现象学路径的考察

技术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类无时无刻不与技术物相互缠绕、亲密纠缠。技术物作为道德行动者的内涵主要体现为:我们可以将某种具体的道德理念或规范“植入”技术物之中,使其能够即时地规范用户的行为;技术物能够构建人类原来所没有的某种道德选择情境,并进而影响或参与着人之道德的构成。传统伦理学基于主客二分的“实体—属性”进路并不能为理解技术物作为道德行动者的内涵提供恰当的思路。现象学的关系存在论思想既非观念论的也非实在论的,对于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的理解必须基于两者的关系才能真正得到把握。从这种理论视角出发,纯然的道德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技术物也参与着人作为道德主体的构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物能够作为道德行动者,并影响着人的道德认知、选择与行为。现象学的关系存在论思想为分析技术物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作为道德行动者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理解路径。

量刑公正之程序进路

作为刑事审判所追求的重要目标,量刑公正在实践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对此,从实体上限制个罪的量刑幅度的实体进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诸多的局限。而量刑公正的程序进路,对于实现量刑公正的目标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在量刑公正程序进路的载体和量刑公正程序进路的核心两方面共同着力,在促使量刑阶段相对独立化的同时,使量刑程序正当化,以达致量刑公正的目标。

论刑事追诉时效的本质:一个刑法和刑诉法交叉的视角

刑事追诉时效是介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之间的重要制度,探寻其本质需横跨两大部门法。实体法进路主张,刑事追诉时效的经过会改变行为的实体性质,消灭既有的刑事不法抑或使刑罚目的落空,从而否定国家刑罚权。然而,这一进路难以成立。相较而言,程序法进路更为妥当。程序法进路主张,刑事追诉时效的经过所影响的并非国家刑罚权,而仅是程序法意义上的国家追诉权。也就是说,刑事追诉时效在本质上是刑事追诉的程序障碍。此障碍的设置,目的在于避免误判风险、提高司法效率以及贯彻迅速原则。明确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本质,有助于“追诉时效的溯及力”以及“追诉时效延长”等争议问题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