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实体限制规则研究

由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未设计严格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与证据规则,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再审程序启动随意,加之未对"有利被追诉者再审"与"不利被追诉者再审"进行区分,刑事再审程序对被追诉人权利构成极大威胁。应区分实体法中的犯罪事实与程序法中的犯罪事实,以公诉事实的指向与裁判事实的效力为逻辑起点,以刑事诉讼法中之犯罪事实单一性、同一性为理论工具,对我国刑事再审"事实"与已裁决"事实"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实体限制规则。

股东派生诉讼之适用限制

2005年10月27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该法中,股东派生诉讼便是其中一大亮点,该制度对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公司法》借鉴国际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派生诉讼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践操作上还有一些限制,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比较法视野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得到适用,但"可做不可说",极具神秘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其增设为一种法定侦查行为,并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制,这有利于防止其滥用而侵犯侦查相对人的基本人权。但许多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董事离职补偿的公司法逻辑

鉴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关系以及董事是公司主要管理者的特殊身份,董事离职补偿纠纷的裁判思维应从劳动法转向合同法,并回归董事自我交易本质的公司法逻辑,嵌入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判断是否获得补偿以及如何补偿的基本准则,构建对董事离职补偿进行限制的程序机制与实质审查标准。程序机制,包括公司内部离职补偿决策权配置以及离职董事参与机制。前者主要指股东(大)会享有最终决策权、一般排除董事会决策权、辅之以监事会的监督;后者主要指离职董事的知情权、陈述权及议价权。是否补偿乃至补偿额度的实质审查,主要考虑董事离职原因、董事剩余任期以及董事薪酬水平三个要素,应引入违反忠实义务被解除职务的离职补偿约定无效、以职工平均工资为合理水平的董事薪酬限额规则。

隐蔽作证程序的限度探析

隐蔽作证对证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会限制被告人对质权、辩护权等正当权利的行使,影响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和公开性。从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真实的角度考量,域外法治国家均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从实体限制和程序控制两个方面对隐蔽作证进行了法律规制。虽然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隐蔽作证制度予以肯定,且2018年《刑事诉讼法》延续了这一规定,但规定的宽泛性和原则性极易导致隐蔽作证在司法实践中的无限适用。基于此,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有必要在借鉴其他国家隐蔽作证制度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对象、手段,以及程序作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此实现刑事诉讼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

我国刑事有证搜查制度之反思——从苹果“叫板”FBI事件说起

苹果公司与FBI在搜查嫌犯Farook手机一事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相同的事件倘若发生在我国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两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差异所导致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的隐私变得愈加脆弱,但我国仍未能建立有效的刑事搜查制度,致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及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处于危险当中。在当前司法体制之下,可以构建"准司法审查"模式以起到暂时性"分权制衡"的功用。非实质性的程序性改革不足以解决搜查权滥用之现状,应当以实体性改革为重点,在比例原则的指导下,设立明确且特定的限制条件才能真正回应保障人权之需要。

论限制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

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都有可能成为强制侦查措施的实施对象,但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应当受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未作任何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别规定,案外第三人也没有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侦查机关启动对案外第三人的强制侦查措施设置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包括启动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有合理根据,必须符合比例原则,执行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按照批准的范围,案外第三人在事后要享有充分有效的救济手段。

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探析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法院变更指控罪名有两种模式：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实体限制型”模式与大陆职权主义诉讼的“程序限制型”模式。我国应从法律制度移植的内外条件出发，通过引进、移植带有当事人主义特征的“实体限制型”模式，来重塑我国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制度。

比较法视野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得到适用,但"可做不可说",极具神秘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其增设为一种法定侦查行为,并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制,这有利于防止其滥用而侵犯侦查相对人的基本人权。但从比较法视角进行审视,许多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惩戒处分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我国对于惩戒处分的法律规制最早体现在1982年4月10日实施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中。该条例废止后,我国对于惩戒处分的立法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可以找到的相关法律依据主要是关于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的规定以及因劳动者的过错导致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从保障用人单位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出发,法律不可能也不宜详尽地规定惩戒处分的全部内容。对于惩戒处分的法律规制应根据定型化契约的特点,从劳动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考虑规制的内容和方式。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惩戒处分的规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完善的思路应是以程序性规制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实体性限制,加强惩戒处分的正当性审查。

美国死刑制度概览

美国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直至2005年年底,全国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才达到1000人,死刑人数从0到1000,美国整整用了29年的时间,其死刑人数之所以比较少,主要得益于其在死刑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救济程序、执行制度等方面比较完善的慎用、少用、限制死刑的法律制度以及比较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美国的死刑制度,对于精密构建我国的死刑制度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