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形式主义与实用道德主义——从二元悖论到多元共构

法律形式主义侧重演绎逻辑推演以及体系内的逻辑自洽性,其理想化、普适化的法律建构有着脱离社会实际的风险;实用道德主义强调法律的实用性,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使法律完全脱离法律之外的因素。片面的建构是充满局限的,面对非此即彼的二元悖论,多元的并存、互动和拉锯更能反映真切的社会现实。

迈向实用道德主义的学术关怀——从人类学角度看黄宗智的中国法律史研究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上,黄宗智是一位重要的学者,然而他的研究又具有法律人类学意义。从实践的历史出发,他看到了中国法律从传统到现代长期存在的悖论现象,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国法律的系列概念与理论。其中,实用道德主义概念贯穿他的研究,是其理解中国法律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在具体策略上,他突出"文献、田野、档案"三结合的手段。然而,最有价值的方法论启示有二:一是从具体问题入手,将法律史和法律人类学冶为一炉进行思考;二是将中国法律视作中国社会的认识论工具。

价值与困境:反思清代以来民事司法文化中的实用道德主义——读《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

本文以黄宗智先生在《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实用道德主义”为研究起点,试图探讨清代以来民事法律实践中存在的独特思维方式“实用道德主义”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其以何种方式表现于法律表达与法律实践之中?这种“实用道德主义”是否能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法律理想图景的重要历史资源,这种融合道德与实用的法律思维可以实现与西方形式理性和权利思想的融合吗?

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固然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 ,但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 ,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 ,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我们不能无视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的危害 ,因为它缺失了新道德形上建构的维度 ,在根本上阻碍了人文理性与审美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 ,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 ,道德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丧失了对中国启蒙史的诊断能力 ,它与实用主义过分膨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有“同谋”的意味 ,甚至会使它打着人文精神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文论下载（038-049）--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既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

古代明君御官之道及其启示——以唐太宗道德实用主义为例

当代功利性的单位管理方式和传统习俗中糟粕在社会上的遗存导致许多单位世道人心涣散,风气不正。古代明君唐太宗在创造历史典范的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收拾世道人心的宝贵遗产。有别于当代选官时的“能力导向”,唐太宗更加看重的是德性,当代用官是高标准且严加戒备的,而唐太宗却是不加戒备和接地气的信任,这些都为今天世道人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反思。

关于新世纪初期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争鸣及其反思

世纪之初,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围绕文学与启蒙、文学与道德问题的讨论。刚刚落下帷幕的这场讨论对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它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的不可或缺的信仰维度的建立,及其对于中国文学决定性的建构作用的思考。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中的道德差序研究

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中所体现出的道德差序的分析与研究,来揭示一种动态的道德转向及所体现出的在社会垂直分层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由公道德占主体向私道德占主体转变的倾向,由此进一步分析社会分层中的分层结构与其所对应的道德差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社会分层中的道德相对于大众普遍意义上的信念而言,具有某种沦落的趋势。从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各阶层的道德差序格局出发,通过揭示流动性不断增强的中国,人们所秉承的实用主义道德的泛化及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及对策。

与其南辕北辙，何若从身边做起

王晓华认为,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甚至可以说,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中国法律需要“接纳真实的自我”——读《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黄宗智的《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在第一卷清代法律实践探索、第二卷清代与民国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将毛泽东时代法律实践纳入研究范畴,展开了对百余年来中国法律制度变迁的系统研究。本卷从法律纠纷的解决体系出发,对社区调解、法庭调解、集权简约治理模式、当代法庭调解中的取证模式、民事判决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充分考据相关的法史资料,作者探察了传统法律在实践运作中的具体情况,以及它们和西方移植法律在实践中共存、拉锯和融合的过程,展开了对中国法律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探索。

道德与法律: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本文聚焦于道德与法律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结合,不仅在法理层面,也在实践层面,并检视其正面和负面。本文用意不仅在于论证两者的结合在过去实际存在并在当今也必然存在,也在于说明如此的结合不必是模糊的,而可以是精确和清晰的,并且是依据可说明的理性原则的。本文的目的是要探寻一条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既符合中国文明基本倾向也符合中国现代实用需要的立法进路。

中国式道德教育的价值结构与运行原理

当今的中国道德教育,面临着三大难题: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突;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冲突.西方价值观冲击面前的无力感;传统与现代冲击中的无用感;现实操作中的无位感,使中国道德教育陷入困境.于是,中国道德教育就面临三大课题:世界化;现代化;现实化.从系统论的角度考察,道德教育的这三大课题在理论上的要求就是要实现三个接轨:中国与世界接轨;传统与现代接轨;理论与现实接轨.实现这些接轨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部或切入点.为此,就必须在中国道德传统中寻找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并对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确立起中国道德教育的价值结构与运行原理,寻找到现代道德教育的民族道路.

实践理论与中国研究:法学与社会科学

文章重新检视了笔者多年来较多使用的“实践理论”,包括对其原创者布迪厄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笔者对其理论的借用、扩延和重释。多年来,笔者提倡要建立新型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即从实践出发来检视和重释旧理论或创建新理论,而后再返回实践中去检验。笔者关于后发展的中国国家源自西方侵略和本土自身的双重文化性及其实践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变动中的正义体系的实践研究,无疑对自己重释实践理论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此文扼要总结其中要点。

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

本文从连接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问题的角度回顾了作者自身多年的研究。作者的经验研究发现,中国的实际多与西方理论预期相悖。同时,西方理论强烈倾向偏重二元建构的单一方,但在真实世界中,它们多是并存和相互作用的,共同组成一个二元合一体,一如中国长期以来的实用道德主义正义体系那样。据此,作者质疑西方理论思维,不仅诸如主观主义VS.客观主义或意志主义VS.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建构,也包括理论VS.经验的对立建构,更包括西方VS.非西方二元。而在真实世界中,这些二元大多组成相互作用的合一体。此外,西方理论也多拒绝道德价值观,认为其是一种非理性和非现代的因素,但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规则"仍然顽强地在今天的中国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用能够准确掌握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来形成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念和社会科学。

蒙古族聚居区的刑事和解实践考察——文化与个体行动逻辑的解释框架

在人们的经验感受中,在人口少、文化单一的社会里,纠纷和案件本身就不多,并且因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所决定,必定呈现出不同于主流文化和主流城市社会的个性特征。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传统社会,保留了更多的民间习惯和私力救济等传统。在这个特殊文化社区里,其刑事和解的实践与特定的酒文化密切相关,然而此种文化解释只能够提供法律与文化的相关性解释,对此个体行动逻辑的解释框架也许能够弥补文化解释框架的不足。因为在个体的行动与博弈后面往往隐藏着行动与制度运作的真实逻辑,这个逻辑可以称为"实用道德主义"。

中国婚姻“私人领域化”?——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

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对争议离婚案件的审理,在离婚判决依据、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方面,源自中国法律传统中面对社会实际的实用性考虑与实质道德理念相结合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仍在延续,这与极端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法律仍多有不同:当代中国婚姻法律扩展了妇女在家庭纠纷中的选择权限,增强了妇女的主体意识,但这并非意味着妇女就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一法律实践应根据具体事实情形,考虑到部分妇女群体在社会中的弱势境遇,恰当结合道德关怀与实用考虑,才能真正有效保护部分弱势妇女群体的权利。

近代中国的“以礼入法”及其补正——以清末民初民事习惯法典化为例的实证研究

面对民事习惯在"个人习惯—社会习惯(地域性习俗—全国性惯例)—国家法"的演进过程中,受人口、地域和司法导入机制的影响而形成的国情困境,中国近代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种自上而下的道德实用主义道路,"复制"了历史上的"以礼入法"过程:将民事习惯法典化的国情困境道德化,归因于习惯自身的碎片化、封建落后、不合时宜;并借助于道德化/意识形态化的节约机制等功能,快速实现了民法典的现代化,但又使民法典走上了去中国化的脱嵌化的道路。为此,中国法治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能将法治推进到技术操作层面的技术实用主义意识形态,也需要一种将民事习惯法典化嵌入到中国社会进行透视的嵌入性分析方法。

复合思维:家事纠纷解决中公益律师的行动逻辑——基于对中部D县的考察

与传统家事纠纷解决的实践逻辑相比,公益律师在解决当下家事纠纷中遵循着复合思维,“基于形式主义,辅以实用道德主义”的复合思维成为其行动准则。基于此,透过法律社会学的视角,从公益律师的行动切入,描述三宗发生在中部D县的典型案例,呈现公益律师在家事纠纷解决中所采取的“法律专家权威”“家长式权威”与“诉讼代理人权威”三种应对策略。随后分析公益律师采取这三种行动逻辑的成因。一是公益律师试图消除柔性权力空间与结构性因素之间的悖论;二是公益律师有必要在法律知识与道德规范之间找到平衡点;三是公益律师需要缓解社会律师与公益律师之间的角色紧张。接下来,讨论与反思公益律师采取复合思维的适用限度问题。最后,公益律师在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的功能再检视成为本文之后应持续关注的扩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