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优化探微

近年来,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与积极刑法观的确立,预备行为实行化已经成为各国刑法的重要立法趋势。尽管我国的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具有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但也存在刑罚权的过度扩张、预备行为的非定型性、刑法总则与分则的重复等问题,需要予以完善。为合理限制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范围,实现犯罪预防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应当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的要求,强调立法的适正性与明确性。具体而言,适正性要求只能将对重大法益创设抽象危险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并确保相关罪名的法定刑设置的公正性与均衡性;明确性则要求加强犯罪构成的定型化、排除兜底性的条文规定、原则上采取叙明罪状以及将刑法总则关于预备犯的规定调整为以不罚为原则、以处罚为例外的立法模式。

实行行为与危害行为关系再厘定

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实行行为,这种界定遵循了一种包含结果在内的行为思考方法。刑法理论中用实行行为代替危害行为,将其视为行为理论的下位概念,作为犯罪的性质与特征,在犯罪客观构成要件即行为中讨论的一般做法,不仅脱离了危害行为的实定法基础,而且误读了知识论意义上的实行行为概念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行行为体系定位。虽然危害行为与实行行为都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但是前者不仅解释了如何认定犯罪,而且探究了何为犯罪,具有反思实定法的功能。在中国特色刑法教义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因为危害行为概念不仅使以“犯罪论”为蓝本构建的“犯罪化论体系”可以利用法的安定性工具对刑事立法进行评价分析成为可能,而且使基于诱因设定的刑事立法方案框架限定刑事立法过度活性化成为可能,所以应当被坚持。

关于实行参考文献新规范的通知

为了适应网络数字阅读的需要,本刊自2015年第1期开始实行新的参考文献规范,具体要求如下:1.参考文献全部为页下注,在所引用文献的当页标注,每页重新编号。2.取消文末的“参考文献”表。3.注释性、解释性文字仍然采用页下注方式标注。

关于实行参考文献新规范的通知

为了适应网络数字阅读的需要,本刊自2015年第1期开始实行新的参考文献规范,具体要求如下:1.参考文献全部为页下注,在所引用文献的当页标注,每页重新编号。2.取消文末的“参考文献”表。3.注释性、解释性文字仍然采用页下注方式标注。

清晰划分权责 推进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是推动排污单位主体责任落实及区域、流域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效手段。当前,排污许可“全覆盖”“一证式”管理基础基本建立,但仍存在固定源环境管理不够精细、事中事后监管相对薄弱等短板,面临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基础核心地位仍不够明晰、排污单位环保意识与守法意愿不强、公众参与积极性有待提升等多方面的挑战。聚焦问题导向,本文提出政府监管责任、排污单位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公众监督责任的落实与推动路径,助力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邓小平与1988年新军衔制的实行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解决了实行新的军衔制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与1988年新军衔制的实行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和1988年新军衔制的实行有着密切关系。他一言九鼎,及时拍板解决实行新的军衔制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一体化立法例下的实质解释

刑法分则存在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一体化规定的情形,有的法条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规定为不同的行为类型,有的法条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规定为选择性行为,有的法条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规定为一个完整的构成要件行为。在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一体化的立法例中,将其中的预备行为直接当作未遂犯或者既遂犯处罚,似乎具有明文的法律根据,但其实不仅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而且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只要肯定刑法分则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一体化规定在某个法条中,那么当行为人仅实施了其中的预备行为时,就不能认定为未遂犯与既遂犯(预备行为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除外)。至于对该预备行为是否按预备犯追究刑事责任,则需要展开进一步的实质判断。

实行行为认定形式化现象的批判及其矫正

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在判断实行行为时存在着将单一罪名误认为是选择性罪名、将单行为犯误认为复行为犯、将复杂情形误认为单一情形等现象,混淆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的界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在于司法机关没有贯彻好以保护法益为基准的解释原则。准确地界定保护法益,不仅可以将一部分条文中虽然明文规定了但是对保护法益的侵害还十分遥远甚至是不可能对法益造成侵害的行为直接排除出实行行为,还可以判断能否将现实中发生的行为评价为实行行为。司法机关应当摒弃机械的解释方式,确立实质解释的理念。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性与规范构造

关注于行为在规范上偏离“一般人”标准的新过失论思考模式助长了当前司法认定当中过失犯、行政犯的过度扩张趋势。应该回归修正的旧过失论,夯实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证明。基于修正的旧过失论的立场,可以将结果回避义务视为承认或阻却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条件,而结果回避可能性的不存在具有将实行行为止于未遂的机能。故意犯未遂与过失犯未遂在行为构造上可以相同,两者不同的可罚性由责任阶段的评价所决定。故意与过失只能通过责任阶段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与认识可能性进行区分。在社会行为论的基础上,实行行为理论不仅实现了构成要件行为的实质化,而且具有与客观归责理论同样的效果。在此前提下,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应该围绕行为人的认识问题而非行为问题展开,故意所要达到的程度是“对结果发生具体可能性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程度的有认识的过失依然只是一种“认识可能性”。无认识的过失要上升为刑法规范所苛责的恶,需要在认识能力的形成过程中考察认识可能性,并在证明上严格达到“应当预见”的程度。

单一行为论视域下强奸罪实行行为的限缩解释

强奸罪不是复合行为犯,而是单一行为犯,手段行为应被解释为预备行为,真正的实行行为是奸淫行为;奸淫行为和奸淫目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强奸罪的本质属于亲手犯。在单一行为论的立场下,通过限缩解释强奸罪的实行行为,既能够合理分配轮奸情形中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限缩轮奸的成立范围;又能够严格区分既遂犯、未遂犯及中止犯的成立标准,不至于使既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中止犯“应当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落空,从而较好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

催收非法债务罪实行行为的实质认定

通过对催收非法债务罪实行行为司法认定的实证分析,可发现司法实践中对该罪行为的认定存在标准不明确、标准不统一和标准的扩张化困境。对该罪实行行为进行实质认定需同时运用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两种路径。借助目的解释方法,可明确该罪实行行为的下限,即行为必须为“公然发生”且“足以为对方施加心理强制”。借助体系解释方法,可明确该罪实行行为的上限,即应低于相应重罪的行为入罪标准。明确行为的实质意涵,能构建一个合理适用范围,以期该罪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的效用。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进一步完善

近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2月1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涉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主要制度规则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标志着经过4年的试点后,股票发行注册制将正式在全市场推开,向着“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加速迈进。

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规范重构——基于法益侵害说的展开

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立场,入罪化的准则是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不过,并非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和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都应被予以入罪化,还需要借由从属性原则和伤害原则对其进行限定。以风俗犯罪正当化的基础要件作为考察依据,得以推知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设定不尽合理,表现为相关实行行为的规定失之于笼统、粗疏,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明确性与周密性,致使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与法益保护原则相悖。缘于此,有必要在犯罪论层面对我国风俗犯罪的创制进行检讨,以便能够适时厘正设定失当的实行行为,并将相关的风俗犯罪予以出罪化,进而规范风俗犯罪的处罚根据。

实行行为危险性判断的教义学分析——以特殊体质问题为切入点

特殊体质并不属于介入因素,在因果关系领域内讨论既没有依据,亦使实行行为危险性的判断虚置,因此应当在实行行为领域进行研究。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平等保护原则以及一般预防作用的发挥的要求,被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得作为实行行为危险性的判断资料,但是认定不存在实行行为则放弃了对脆弱法益的保护,因此是不可接受的。在明确真正的客观不法论与主观不法论的前提下,可认为我国刑法理论上的修正的客观危险说、具体危险说都十分重视主观要素,并且客观归责理论并不适用于故意的作为犯。因此,将典型的特殊体质问题转化为行为人对被害人特殊体质的特别认知,即可从主观不法方面为行为不法提供根据,从而进一步肯定实行行为的存在。基于对行为本体的检讨,可以认为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包括故意和特别认知,后者是作为实行行为的构成要素为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提供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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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过失犯实行行为的认定

过失犯的判断容易出现主观优先于客观的情况,对于过失实行行为的存在也颇有争议,目前肯定说占据优势。承认过失实行行为的相对独立性,明确其与故意实行行为的差异,有助于明晰过失犯成立标准,还能保护国民预测可能性。对于过失行为的认定,应以结果出现为前提,以行为主义为原则,在形式上违反注意义务,实质上具有法所不允许的危险,借助信赖原则和规范保护目的,进一步细化不法的认定标准,限制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

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分析

为适应当前社会犯罪手段复杂化、隐蔽化的趋势,出于预防刑法理念,预备行为实行化这种立法模式不断适用,虽然一定程度上通过前置刑法介入时间对犯罪行为进行预防性制裁,但是单独立法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刑法规制的范围,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对于罪名规定抽象化、非类型化,对入罪的重大法益标准不够统一,介入时“抽象危险”定义不清,应当引入比例原则,将预备行为予以类型化,从质和量两方面判断重大法益,从行为人的主客观确立介入时机,以此完善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