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的伦理压力为何如此之大——从实证主义科学观谈起

实证主义科学观是科学界长期坚持的一种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得许多科学家不仅忽视了伦理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伦理学上的格雷欣效应,最终给科学和伦理都造成了不利影响。本文试图以克隆为例,深入到科学家群体内部,探讨实证主义科学观是如何使得克隆遭受巨大的伦理压力的。

实证主义科学观与欧洲科学危机

始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的现象学运动,在不同的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近代客观主义哲学孕育出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理性知性化,遗忘了对人生意义的探究,把作为探问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学科诸如哲学等排除在科学和理性的认同之外;而生命哲学、意志哲学和生存哲学则把科技理性当作理性本身,且加以拒绝并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毁灭了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导致了欧洲科学危机和人性危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试图通过探究主观性以重新恢复理性的权威,由外在物质世界转向内在精神世界,由社会历史总体转向个体生命,回归到生活世界,回到真正的理性精神,从而克服欧洲人性危机和科学危机。

论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的批判

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日益盛行。实证主义科学只关注事实的科学,忽略了人的价值维度,导致科学丧失了生活意义。实证主义科学加大了事实科学与价值维度之间的鸿沟,导致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和人性危机。因此,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进行批判,认为实证主义科学忽略了人的价值维度,导致了理性的危机,遮蔽了生活世界。实证主义科学不应该仅仅关注事实层面,更应该关注价值维度,要回归到生活世界。

对历史人文主义的扬弃和对科学实证主义的追寻——贝雷迪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特性论析

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贝雷迪是第一位详尽、系统地关注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学者。作为比较教育方法论由"历史人文主义"向"科学实证主义"过渡时期代表人物的贝雷迪,其比较教育方法论思想中既有对早期历史人文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又有在科学实证主义方面的独创性革新,不仅对比较教育方法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其比较教育方法论具有鲜明的特性。

教育技术研究中的科学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

科学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是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的两大研究范畴。前者深受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经典自然科学的影响 ,后者则深受人类学、诠释学、现象学等为代表的社会人文科学的影响。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 ,科学实证主义的具体研究方法有真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 (包括问卷法、访谈法、测量法以及内容分析法等 ) ,人文主义的具体研究方法有人种学研究、文献和思辨研究等。在我国 ,目前以文献和思辨研究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占研究方法的主流位置 ,而科学实证主义研究处于边缘位置。由于教育技术研究的不仅仅是物 ,而且还包括人以及人与物的关系 ,所以在大力倡导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 。

理解范式和实证主义的对立与融合——如何控制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各种误差

误差的概念是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A.L.Bowley在二十世纪初首先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人们发现,在实际的社会调查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差.一般来讲,根据形态来分,"我们将统计中的误差分为两类:登记性误差和代表性误差."(刘坚武,1994:60)其中登记性误差是指在统计的设计、调查、数据整理、数据分析过程中由于错误判断事实或错误登记事实而发生的误差.代表性误差分为两种:系统性误差和随机性误差."系统性误差,也叫偏差,是指由于破坏了随机抽样的原则而产生的误差;而随机性误差既不是由于调查登记原因产生的差错,也不是由于没有严格遵循随机原则造成的偏差,而是指由于抽样的随机性,即使我们遵循了随机原则,但可能抽到不同的样本而带来的一部分误差,是随机抽样所固有的,无法被消灭的误差,它是受大数定律控制和支配的."

默会知识论视野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争——论波兰尼对斯诺问题的回应

波兰尼立足于默会知识论对斯诺问题作了独特的回应 ,实现了对实证主义者和诠释学者、新康德主义者的双重超越 ,克服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假想的鸿沟 ,确立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但是 ,连续性不排除根本性的差异 ,在他的晚年 ,波兰尼在连续性的框架之中 ,探讨了科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区别。波兰尼的这项研究 ,体现了参与者视角的主导性。

“法学科学性”的论域:关于它的讨论何以有效?

择取正确的“论域”是保证“法学科学性”成为一个真问题的必要条件。在正确的“论域”中,“法学科学性”问题不必然真且不必然假;只有如此,关于它的讨论才是有效的。具体来看,在“人文研究”或诠释学科学观的论域中,有效法律规范的内容证成问题无法在方法论层面得到妥善解决,或者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法教义学——的法学不具备获致科学性的可能性。在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论域中,法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语言游戏、一种生活形式的维度而同等地属于科学。在这两种论域中,“法学具有科学性”命题的逻辑值一个必然为假、一个必然为真,都不是讨论“法学科学性”问题的正确论域。只有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论域中,法学要么在根本上不可能是科学,要么必须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塑造己身而获得科学性,且后者的努力也不必然成功,因此是保证“法学科学性”之讨论能够有效的“论域”。

胡塞尔科学批判思想探析

胡塞尔的科学批判主要有三点:①现代实证主义科学观排除一切形而上学问题,导致了欧洲文化危机及自身意义基础的丧失;②现代科学将自然数学化,且远离生活世界,使人们误把数学化的自然当成自然本身,形成封闭的、客观主义的自然观;③结果是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成为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导致了科学的认识论之谜,使得自然科学知识何以可能成为问题。本文认为,胡塞尔的科学批判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不恰当的:①实证主义科学观固然不是健全的科学观,但现代科学自身却不是意义、价值等形而上学的领域;②尽管数学化的自然并不是自然本身,但数学化却是现代科学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③胡塞尔反对任何实在论的自然观,但这种自然观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海德格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

海德格尔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理解——立足于“此在”即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理解和认识自然科学,有助于沟通与弥合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科学与人文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迥然不同于长期流行的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对自然科学的一种新的诠释,开启了“另一种科学哲学”——科学诠释学的新的可能性。

重读默顿的科学规范

默顿的科学规范理论构成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尤其是SSK等对传统科学观进行了解构之后,建立在实证主义科学观之上的默顿科学规范似乎落伍了。对此,我们虽然要承认默顿规范的局限性,但也应看到,默顿科学规范对于科学精神的总体把握依然是正确的,从社会运行制度上去促进科学事业健康发展也仍旧是探究科学的重要维度。扬弃了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的科学规范研究,将会看到更真实的科学面目。

王星拱的科学思想及其当代反思

王星拱是我国近代皖籍著名科学家,他推崇实证主义科学观,强调科学观察的意义;在科学教育领域,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重视传播科学的精神价值,为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形象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一般简称SSK），我和许多同行一样，始终是抱有一种矛盾心理的（ambivalent）。一方面，它通过引入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的视角和观点，成功地复兴和扩展了知识社会学的学术领地，把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纳入到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在它为我们这个问题重重的知识时代引入批判性思维的意义上，

论女性主义教育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

女性主义教育研究方法是对现有多种教育研究方法的“女性主义方式”的运用 ,这主要体现在实验法、人种志和元分析等研究方法上 ;从哲学认识论层面和与社会实际生活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层面来看 ,女性主义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根本特点是 :反对实证主义唯科学论的男性霸权 ,科学研究也要为妇女解放服务。

回归实践与存在的历史认识——对卡尔·波普尔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辩驳

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争论从未停止,尤其在20世纪中后期,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之影响最为深刻。只有从实证主义理论的工具理性入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性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基本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辩证法之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论建构,才能够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作出有力的辩驳,为历史唯物主义正名,并还原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面向存在的实践历史观的理论内涵。

批判理论的再兴——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

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在迅猛发展,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量之一。本文要介绍的是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及其意义——读《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

20世纪60-70年代之前，实证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西方学界的主流。在实证主义哲学视野中，科学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科学知识是系统的、实证的、绝对正确和一元普适的知识；科学的历史是不断趋向真理和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观和科学观的文化背景下，

浅谈人本主义视阈下以学生为中心的英语教学观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超越科学实证主义范式的,趋向于构建一种以人为本的心理学思潮。把这一思想运用到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是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他确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点。[1]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英语教学的基本理念就是要面向全体学生，注重素质教育。

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当代汉学家沟口雄三的中国学研究

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大,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日益高涨,从过去侧重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科学的研究拓展到中国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此种情况促使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研究作出必要的回应。重视海外汉学研究有着积极与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可以反观自己,从不同的、独特而新颖的维度研究中国文化,促进更科学、更全面地中国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从整体上促进中国学术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对中国文化交流的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就要了解海外汉学的发展历程,以全面、透彻、准确、客观地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从而有助于从宏观上制定更切合实际的对外文化交流方略。鉴于此,本刊编辑刊发一组以美、英、日、俄、法为代表的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文章,对近几年五国汉学研究的现状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以便学界及时掌握海外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发展动向。我们希望此组笔谈能为海外汉学研究搭建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以期推动海外汉学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