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实证社会建设的思想及对中国科技人才与社会工作者人才的现状解读

孔德创立了实证社会学。他认为,工业社会的每个国家都强调科学、知识分子及专业牧师(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即重视科技人才和社会工作者的双效作用和协调发挥来促进社会有机体的良性运行和有序发展。工业社会的明显特征一是通过科学思想及科学发展带来社会财富的积累,推动社会文明前进;二是利用知识分子和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工程师的角色来维护有序的社会统治。结合孔德的实证社会思想,分析了中国的科技人才和中国社会工作人才的现状。

论迪尔凯姆对实证社会哲学传统的批判性理解及意义

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史语境,使实证社会哲学传统通过迪尔凯姆而得到了新的理解与诠释,并由此而出现了某种承续和复兴倾向。研究和分析迪尔凯姆对实证社会哲学传统的批判性理解,可以从一个侧面呈现西方实证社会哲学乃至整个社会哲学理论发展趋势。迪尔凯姆界定"社会事实"概念并强调社会事实的功能分析,这切合了法国社会现实亟需社会整合的现实需要,更凸显了社会分工对社会秩序的意义以及社会整合的实现路径,开启了结构性、构成性、规范性社会理论范式,强化了实证社会哲学传统的学科地位和现实意义。这为展开马克思和其之间的批判性对话提供了学理依据与可能。

中国实证社会科学的演进及使用大数据研究之现状与挑战

我国的实证社会科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开展全国性社会调查和学习借鉴国外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实证社会科学的数据来源包括：研究者自己组织实施的社会调查,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国内外科研机构公开的数据库,还有最近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大数据。通过对中美两国三大社会科学代表期刊使用传统数据和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采取实证方法研究的程度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在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中美两国没有显著的差别。使用大数据的中国实证研究论文也大多结合了传统数据来源,采用了传统计量模型来研究和探讨因果机制。因此,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基于传统数据的实证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还没有产生完全突破传统实证研究方法的颠覆性研究方法和范式。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大数据的不够开放,简易经济的大数据获取和分析工具的缺乏,以及大数据本身的代表性缺陷。因此,要推动大数据实证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加强政府和大型高科技公司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积极开发大数据应用的合适工具,建立大数据实证社会科学的媒介和平台,不断改进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的方法。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因果推断:挑战与精进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目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过分强调量化方法的优越性;产生了大量低水平的质性研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一些研究者对两类方法的方法论基础,以及两类方法对因果推断的不同效用仍缺乏足够的理解。量化研究对数据的质量和分析的方法有很高的要求,这是许多学者没有意识到的;现有量化研究在因果效应识别上存在诸多缺陷和挑战,需要加以改进,方向是清楚的。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尤其是比较案例研究和过程研究在确认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上具有突出的优势,但需要研究者依据研究目标进行科学的案例选择和研究设计。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的前沿,是围绕因果推断的研究任务,探索统一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可能的实现路径,例如多元主义方法论、融合两种实验法的逻辑路径,以及以嵌套分析为代表的技术路径等。

涂尔干的《自杀论》和实证社会学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是当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897年发表的《自杀论》，在社会学界更是享有盛誉。

实证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与理论解释:我们需要理解的十对概念

实证社会科学通过对观察资料和经验事实的概括,确定因果关系,并对事实现象作出理论解释。然而,社会科学在因果关系与理论解释方面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和问题。本文以教育和心理研究为例,列举了我们在研究中需要理解的十对概念,试图激发人们对学科方法论问题的反思。

数字化与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困境化解

实证社会学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从方法论层面来看,传统实证社会学主要存在宏观与微观解释、数据与理论驱动、相关与因果、同质性与异质性、信度与效度等内在张力。万物互联时代的数字化为研究方法的更迭提供了机遇,以研究设计为切入点,测量的客观化与多维化、大小数据的有效匹配和线上线下实验结合等是应对研究方法挑战的可能路径。

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为例(上)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将“自杀”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自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自杀”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一起行为建构为“自杀”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的个人偏好与社会正义——基于实证社会选择方法的问卷实验

以异质化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配置为背景,我们引入不同的假想式情境来考察受试者的集体选择的变化。从而,我们使用实证社会选择方法分析了传统上只能利用思想实验讨论的内容。我们发现:在贫富身份确定的"基准"情境下,无论是高禀赋者还是低禀赋者都倾向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在"无知之幕"和"中立观察者"的情境下,多数受试者会选择较为温和的再分配方案;受试者的选择会受到"效率"因素的影响,"应得"因素的效果则不明显;任一情境下观察到的实际选择都与理论预期不完全相符;某些个体特征因素会对受试者的选择产生影响。通过我们的实验可以得出的重要政策启示是:人们在做出选择时会努力平衡正义原则和效率标准,此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约束。

社会选择的实证之维--当代西方实证社会选择理论评述

当代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实证社会选择理论从实证角度研究人们对于公平分配的观念,体现了当代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在长期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实证社会选择理论检验了关于分配正义的很多基础理论,得到了一些重要发现。实证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和参考意义。

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为例(下)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将"自杀"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自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自杀"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一起行为建构为"自杀"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

因不公而恶不均:责任视角下对不平等厌恶的实证社会选择分析

不平等厌恶会影响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而收入差距形成原因的不同——个人需要负责的原因和个人无须负责的原因——会改变中立观察者的不平等厌恶程度。基于实证社会选择的概念框架,我们通过问卷准实验发现:在对待不平等的态度上,存在源于框架效应和人口特征的情景依赖。与责任原则的预测一致,如果当前收入差距源于"出身",不平等厌恶和再分配意愿最强;如果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原因是"努力",不平等厌恶和再分配意愿最弱。此外,由于受到责任原则的影响,部分被试者会做出某种"异象"性质的选择,从而避免低收入者不劳而获。并且,责任偏好与不平等厌恶一道,会影响人们在增加税收和削减公共服务之间的抉择。

涂尔干实证社会学方法论体系及其当代意义——基于多维视角的考察

涂尔干是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和发展者,创立了系统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也受到了各种社会理论流派对其局限性的批判,而只有结合当代现实和理论的发展,以多维视角的视阈对涂尔干所提倡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进行考察、批判和继承,才能积极推动社会学的健康发展。

法的社会实证研究之能与不能

目前,在颇多的中国法学研究者的眼中,法的社会实证研究是法学研究具有独立性、本土性和科学性的归途。然而,这一研究方法存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这表现在:社会实证研究达不到绝对客观;社会事实做不到价值无涉;社会实证研究无法代替价值分析;单纯的社会实证研究无法承受法学研究之重。正确的选择是坚持实证研究与价值分析的结合。

从《自杀论》看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确立——兼论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最能体现孔德的实证主义主张,也最能代表他本人的社会学思想。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对象上的客体主义和研究方法上的否证思想,两者结合起来奠定了社会学的科学地位。除了把自杀现象本身引入社会学界的视野以外,《自杀论》还奠定了社会学的合法基础,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和范畴,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开创了实证主义、客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别是定量研究的先河。这种精神一直到现在仍然占据着社会学的重要阵地。自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也存在于当代社会之中,将迪尔凯姆关于自杀的思想与现实的社会联系起来,这既可以检验《自杀论》的理论效度,也可以为分析我国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实证主义社会学与社会指数运动——20世纪社会指数运动之社会学审视(Ⅲ)

社会指数运动由1810年代开启的社会指数研究发展而来,重在通过指数研究调查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以期研判社会发展走向,并针对调查结果得出旨在政策参与的建设性意见。指数运动深刻影响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主题,从生活质量到幸福感研究的转变是社会学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研究得出的全面社会报道起到前所未有的社会启蒙功能。研究数据的盲目客观和依赖性是其局限。社会指数运动为当代社会学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理念的支持,并日渐具有大数据研究的特征。社会指数运动的回顾与分析有助于正视当代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鹄的,反思社会政策参与功能的缺失。

论社会实证材料在香港基本法解释中的运用

解释宪制性法律是一项与社会相联结的工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穆勒诉俄勒冈州"一案中建立的"班狄斯证据"制度,为社会实证材料进入宪制性法律的解释提供了法技术路径,进而推动了社会实证材料在美国涉及宪制性法律案件中的广泛使用。在实践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亦有涉及"班狄斯证据"的先例。在"国旗区旗案"、"外佣入籍案"等香港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终审法院积极适用"班狄斯证据",推动案件裁判与香港社会现实相呼应。考虑到社会实证材料在补强香港基本法解释、强化"人大释法"正当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香港基本法时,亦可透过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引入社会实证材料。

关于法律实证与社会实证的双重立场分析——以我国农村土地立法为例

法律实证(分析法学派)和社会实证(法社会学派)是西方法学界倡导的分析法学问题的两大基本路径。我国法学者对诸多法学问题的分析,往往只择其一而用之,其结果因研究路径的缺漏,导致法学理论研究或立法的不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立法应采用法律实证和社会实证相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方能既参考国外成功的立法和理论,又照顾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奠基石——迪尔凯姆《自杀论》重释

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开实证社会学研究之先河,不仅创立了自杀社会学,而且为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影响深远广泛。然而学术界并未充分意识到该理论的价值,并对该理论存在着一些质疑。因此需要梳理《自杀论》的学术意义及提炼核心内容,并简要评析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借助对模糊数学数据统计、多元复合函数、曲面方程以及Bronfenbrenner生态学模型的综合运用,提出当下《自杀论》研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研究工具。通过对自杀的定义、统计数据、社会原因、社会类型、理论模型及经验研究工具等内容的整合与更新,从多个层面提出预防自杀的思路与策略,继而从理论与实践上证明、发展和完善"迪尔凯姆定律",推进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发展。

探析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想起源

孔德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其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想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简要概述了孔德的实证主义与其社会学思想的结合过程,并对其实证主义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进行了回溯,探讨分析了孔德的社会学是如何形成其实证主义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