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行为规制的形式工具与实质依据

政府经济行为是指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使用经济资源、运用经济手段做出的行为。规制政府经济行为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法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经济行为以"法定授权+具体裁量"的方式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权限与程序性规范的限制难以制约复杂多变的政府经济行为;与此同时,政府经济行为亦难以通过事后责任追究的方式进行规制,积极寻找新的规制工具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以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为切入点,政府经济行为规制以行政裁量基准作为主要的形式工具。形式工具作用的发挥必然依托于实质依据,只有以一定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实质依据,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事前基准,从而实现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充分规制。

论作为义务来源的实质依据

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作为义务来源并没有实质依据,这说明我国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理论尚需创新。德国关于作为义务来源的实质依据包括保证人说、实质违法观、整体考察法、刑法独立观、公共福祉说。这些学说的引荐与分析可以为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作为义务来源之实质依据的创新,提供比较法意义上的借鉴以及资料性的启示,以推动我国刑法理论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上的理论创新。

无脑膜附着的脑实质内或皮层下脑膜瘤的临床特点及手术(附4例临床报告及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无脑膜附着的脑实质内或皮层下脑膜瘤的临床、影像学和组织病理学特征及手术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2月—2022年12月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手术治疗的4例无脑膜附着脑膜瘤患者的临床特点,影像学和组织病理学特征,对手术处理原则、手术疗效及长期随访结果,结合文献进行总结。结果所有患者好发部位是额顶叶,3例囊实性。癫痫发作为术前、术后常见症状。三维核磁共振成像(MRI)示,肿瘤均位于脑内,术前MRI及术中、术后病理均证实无硬脑膜附着。4例患者全切,2例WHOⅠ级,2例WHOⅡ级,1例不典型性脑膜瘤术后复发,1例术后无放疗,3例术后行放疗。平均随访1.5年,存活3例。结论无脑膜附着的脑实质内或皮层下脑膜瘤术前容易被误诊,部分皮层下或脑实质内脑膜瘤的瘤周水肿严重发生在病变附着于周围脑组织的区域,并非包围整个肿瘤表面,MRI波谱等特征可能有助于鉴别。WHOⅡ级非典型脑膜瘤其增殖率高,侵犯脑实质,复发概率高。首选手术治疗,肿瘤完全切除是预防肿瘤复发的最重要因素。对于非典型或恶性脑膜瘤,建议在初次手术后立即进行放疗。

动物针灸治疗机制研究的新进展——基于“远细胞是潜在经络实质细胞”的新观点

经络学说是针灸治疗的理论基础,而针灸疗效又是经络学说的实践验证。关于经络实质与针灸机制的研究,大多都是建立在现有已知结构(如神经、血管、筋膜、肥大细胞、免疫等)的基础之上,取得的突破有限。新近提出的“远细胞是潜在经络实质细胞”观点为经络结构的探寻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但需要针灸治疗的验证。本文就针刺激活远细胞联络通讯、远细胞介导针灸治疗、穴位TC广泛联系性与中医“整体观”关联以及远细胞与针刺“得气”和循经感传关系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和分析。针刺动作必然引起远细胞的联动机制,有利于针体-细胞的衔接,并可转变为生物信号而启动下游传递,从而调节靶脏器功能,达到治疗目的。这些研究进展,能够从新角度诠释针灸的细胞机制,并能用疗效验证“远细胞是潜在经络实质细胞”观点。

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提升:内涵实质、理论基础、构成要素

研究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的实质内涵、理论基础,构成要素,对于加快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建设,提升职业学校核心竞争力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借鉴组织效能理论,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是指职业学校获取资源实现系统目标,达到政府、职业院校、学生、社会等多主体利益协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指向呈现出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提升具有较好的政策基础与实践推进。聚焦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位,紧扣《关于深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具体要求,目前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建设提升要素框架由二个维度和十个要素内容组成。

基于选择性自校正卷积U-Net的肺部X射线图像肺实质分割

针对U-Net分割算法无法提取多尺度特征、易受到伪影和噪声干扰而导致在肺部X射线图像中肺实质分割不精确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选择性自校正卷积的U-Net改进算法。改进后的U-Net算法将普通卷积模块替换为选择性自校正卷积模块,该模块采用多分支结构提取多尺度特征信息,使用Sigmoid函数和Softmax函数对多尺度特征信息进行选择性校正,使校正后的特征信息聚焦于肺实质区域,输出特征更加具有针对性。实验表明,该方法对骰子系数、交并比、F_(1)评分结果以及对肺实质分割结果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脑室及脑实质内神经鞘瘤临床特点分析

目的总结脑室及脑实质内神经鞘瘤的临床特点。方法收集2010年6月—2020年6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诊治的13例脑室及脑实质内神经鞘瘤病例,并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症状、体征、影像学资料、手术记录以及住院治疗经过。结果13例非颅神经起源的脑实质内或脑室神经鞘瘤,占同期神经鞘瘤的0.45%。患者年龄1~71岁,平均35.7岁;男性9例,女性4例(男∶女=2.25∶1.00)。患者症状出现时间从4 d到3年不等,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是头痛,其次是癫痫发作。肿瘤位于额叶最常见,其次为小脑半球和颞叶。囊变、瘤周水肿是该肿瘤常见影像学特征,1例病例出现钙化。该13例术前均误诊为其他类型肿瘤,多数诊断为胶质瘤或脑膜瘤。结论脑室及脑实质内神经鞘瘤是一种罕见的肿瘤,术前难以与实质性肿瘤鉴别。该肿瘤起因不明,手术为首选治疗方式,除恶性神经鞘瘤外预后均较好。

超声引导下经皮肝实质穿刺活检后脓毒血症1例

患者女,54岁,因“肝硬化失代偿期”入院。既往行肝门部胆管成形术、胆肠吻合术。现为明确肝硬化病因行超声引导下经皮肝实质穿刺活检。穿刺前实验室检查: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56U/L),碱性磷酸酶升高(498U/L),谷氨酰转肽酶升高(192U/L),凝血酶原时间正常(12.0s),降钙素原升高(0.47ng/ml),乙肝两对半呈阴性。常规超声检查:肝内胆管扩张,三级支管径最粗约0.8cm,内可见铸状结石;肝脏形态失常,实质回声粗糙、不均匀;脾大,肋间厚约6.3cm,肋下可及;肝脏杨氏模量均值为27.9kPa。

形式论与实质论:国家安全问题的两种认定模式及其内在张力

国家安全问题是指国家重大利益被侵犯和可能被侵犯的问题。根据所侵犯的重大利益是否需要法律规范进行明确规定,国家安全问题的认定可以分为形式论和实质论两种模式。形式论认为,国家安全问题所侵犯的重大利益必须由法律规范明确规定;而实质论认为,国家安全问题所侵犯的重大利益不一定需要由法律规范明确规定,只要该利益在实质层面上属于国家重大利益即可。在国家安全问题的认定方面,形式论和实质论存在一定程度的相斥性;在国家安全问题的治理逻辑方面,形式论和实质论又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性。形式论与实质论之间的张力,容易诱发欠安全化和泛安全化两类认定误区,并导致产生国家治理手段违法和过度的双重困境。解决两类认定模式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应当采取实质形式化的方式,推动国家安全问题认定实现三种转变:反应激励从义务引导型向福利供给型转变、认定过程从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回应型转变、认定结果从分散隐蔽型向集中公开型转变。

高职学生学习力问题审视:表征、实质和突破

从当前高职学生学习力的“错位之困”入手,通过量化调研与质性访谈,考察高职学生学习力问题的表征、实质和突破之道。研究发现,高职学生学习力从表象上看有几个显著标签:“没什么心思主动学习”“和本科孩子比较,学习能力偏弱”“学习时难以抵抗诱惑”“实践能力特别可以”。通过对标签背后的生成机理与实质深描,发现高职学生在学习动力上“长期效能感匮乏”与“高度兴趣依赖”凸显,学习能力上“操作性控制薄弱”与“解决问题能力突出”并存,学习毅力上“低目标感”引致“抵抗逆性”,学习转化力上“实践态度”与“实践能力”相悖。据此,尝试从外部条件和内部动能为切入点,以期寻得高职学生学习力从“低人一等”到“大有可为”的突破路径。

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刑法的进阶之路

刑法的再法典化是我国当前刑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与刑法的立法完善密切相关。我国目前的刑法本身已经是一部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尤其是立法机关按照统一刑法典打造刑法的立法方式,为我国刑法的法典化奠定了基础。因此,刑法的法典化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典化,其建立在实质刑法典的基础上,所要进行的是再法典化。通过刑法的再法典化,完成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的进阶。在刑法的再法典化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一元立法体制与多元立法体制、罪名分类与章节设置、罪状表述的精细与粗疏等问题,进一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利用刑法的再法典化的契机,较大幅度地提升我国刑法典的立法水平。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质与推进举措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作为一场深刻的创新行为进程,其创新的根本动因是为满足用户对知识信息具身认知体验的需求,创新的性质表现为延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交融共进,创新发展的逻辑向度指向催生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价值网络并创新其商业模式。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应延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并重,明确融合发展思维,保持战略柔性创新,以用户为中心加强市场调研和场景分析,着力创新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组织架构,创新建设核心资源及关键业务,做好宣传营销和用户关系管理,注意优化成本结构和创新盈利模式。

实质平等保护视角下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文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纳入《刑法》第165条、第166条、第169条规制范围,进一步加强了民营企业产权平等保护。对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应在形式平等之下,关注不同所有制企业内部人员实施背信犯罪的本质区别,实行差异化保护。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应在与国有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区分的基础之上,结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与理论进行。具体而言,事实董事能够被解释为“董事”;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实施相关背信犯罪的认定则需视具体情形而定;一人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亦能被“其他公司、企业”所涵摄。对于行为的结果,应对是否造成“重大损失”进行实质判断,避免以义务违反替代财产损失;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认定则属于违法性判断问题,相关背信行为取得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的,原则上不构成相应背信犯罪,但特殊情况下(表决权滥用等)也可能构成犯罪。

明清时期燕乐调名实质的改变

元代以后南北曲所用燕乐调在调名上与宋代是一致的,但其用于表明某种调高、调式的实质作用却在明初以后开始改变。到了清代同样的燕乐调,其宫调含义已然失去,成了徒有虚名的存在。之所以如此,与文人曲词创作由注重音乐的依腔填词而为脱离音乐的依律填词有关,其根本原因在于元明清时期以戏曲为主流的民间俗乐发展的要求。正是在俗乐发展的推动下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随着燕乐调名实质的改变,已有燕乐调终被后世广泛采用的工尺七调所代替。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讯问被告人程序改革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心在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然而,我国刑事法庭调查阶段讯问被告人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成为了庭审实质化的明显阻碍。该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对庭审走向定调、确定被告人认罪态度及案件争点和与控方优势暗合的实际作用。比较研究表明,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讯问被告人程序的设计应始终遵循“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的基本理念。我国的讯问被告人程序,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共同形塑下的产物。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对该程序进行改革,赋予被告人选择是否作为控方证人接受检察官询问的权利,凸显被告人的主体性地位,优化调整庭审布局,以推进庭审实质化的落实,进而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数据抓取行为的正当性判断——反思实质性替代规则

实质性替代规则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判断数据抓取行为是否正当的基本规则之一。但是,这一从司法审判经验中发展出来的规则具有误导性,特别是该规则经过抽象而进入到各种规范性文件中时,这一问题尤其显著。实质性替代规则本质上是对同业竞争、直接竞争关系的强调,这不仅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弱化竞争关系的趋势相悖,也没有对行为的正当性有充分说明。实际上,数据抓取行为的本质是对他人成果的利用,在肯定可以适当抓取的前提下,正当性的基础应当以是否超越合理限度为标准;这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判断,充分考虑抓取数据的数量、数据类型以及抓取行为造成的运维成本等因素。

合议庭结构对陪审员实质参审刑事案件的影响

通过对1700余份陪审员调查问卷的分析,验证了合议庭结构对陪审员实质参审存在着影响。总体来看,在规模越大、陪审员所占比例越高的合议庭中,陪审员更能实质参审。而且,在不同合议庭结构中,影响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在陪审员数量和占比较低的合议庭中,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的提升更依赖于合议庭民主氛围的提升;而在陪审员数量和占比较高的合议庭中,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的提升更依赖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程度。为进一步提升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可在不同合议庭中采用更符合陪审员认知和决策规律的合议庭选择机制,并在不同合议庭中采用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升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的方式。

中国实质合并破产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的实质合并破产制度形成了以“关联企业”为唯一主体的特色构造,造成因关联企业概念不明的制度适用难题、关联企业的社会污名以及无法满足其他类型企业破产需求的问题。在个人破产试行及《企业破产法》修订的契机下,实质合并破产的重构应当以“公平正义”为逻辑起点,在厘清“法人人格否认”和实质合并破产的界限之基础上,从“资产分割理论”的新视角分析,自始不存在资产分割或资产分割失效将导致拟合并实体丧失资产分割功能的庇护,即适用实质合并破产,以此为其他类型主体平等适用该制度提供可能性和理论基础。在适用主体上,应当选择“法律实体”的表述,贯彻谨慎适用的原则,以丧失财产独立性为基础标准,以债权人整体受益,兼顾信赖利益为合理性标准。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研究

行政争议的产生是行政管理的必然产物,但行政争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且得不到有效化解,不但有损政府威信,不利于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信互通,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向实质法治迈进的进程,而且会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坚持问题导向,从当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存在的困境入手,探寻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就是要持续推动行政机关合法合理行政、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建构行政争议非诉解决机制、完善法院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机制。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系统论研究

以“系统论”和阶层思维为理论基础的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建构更具有实践理性。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职能系统能在明确行政检察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争议化解方式的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检察机关的主体定位及具体职能。在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过程系统中,检察机关是依权利主体申请或行政主体邀请介入,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限度,介入方式的选择应遵循合法和比例原则。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例系统开发,主要以指导性案例为根据,可以明确其常见难点和突出领域,亦可以提供具体规则和规范意义,进而最终实现“案例之治”。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建构是职能、过程及案例的系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