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入罪实质出罪:无罪判决样本的刑事出罪机制研究

坚持"形式入罪、实质出罪"是贯彻实质法治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要义。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出罪机制的运行呈现出过度透支"但书"规定,使之凌驾于法定出罪事由之上,形成庞杂的"但书"出罪系统,过度强调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权衡,使得刑法近乎沦为"损害填补法"。在刑事犯罪圈扩张化与刑事处罚前置化的大背景下,应以实质出罪事由体系的建构为基本着力点,理清我国《刑法》"但书"规定与法定出罪事由之间的基本关系,增补法定出罪事由的类型,坚守存疑有利于行为人的法治底线,真正做到"合法入罪、合理出罪"。

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实质出罪

改革创新需要刑事司法的容错,而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体制和司法习惯使得刑事司法的容错机能很难发挥。这需要贯彻实质的犯罪观和对犯罪的实质解释,并通过实质的出罪来实现这一目的。实质的出罪主要是指在犯罪构成评价之外,通过对犯罪的实质评价来达到出罪的效果。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合理性不在其名称本身,而在于其是否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能否承担起实质出罪的职能。作为实质出罪的理由,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社会相当性。社会相当性评价可以为改革创新行为的合理司法出罪提供广阔的解释空间。

醉酒型危险驾驶的实质出罪可行性研究——以160份停车场内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为样本

本文以160份停车场内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为样本进行量化研究,发现我国醉酒型危险驾驶一律入罪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抽象危险犯理论适用存疑;二是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裁判罪责刑不相适应。该抽象危险犯行为存在实质出罪的可行性:一是从概念上进行廓清,区分出罪与实质出罪;二是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的实质出罪理论具有可适用性,并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可和接受。结合域外立法有益经验,我国应明确可操作性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实质出罪标准:一方面,引入情节是否严重的考量,以符合刑法总则的"但书"精神;另一方面,增加可以实质出罪的情节规定。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少捕慎诉慎押实质出罪机制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是一项以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刑事司法政策,在价值层面与规范层面均体现出以实质出罪实现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深入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须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通过无罪推定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治实践实现由入罪导向向出罪导向的理论转换,推进捕诉押的实质审查:通过“证明无可简化,证明有须充分”和“客观优于主观,标准优于随意”的规则构建实现对逮捕必要性的实质审查;通过相对不起诉和法益侵害性的有效运用实现对起诉必要性的实质审查;通过对羁押—刑罚相当性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适用实现对羁押必要性的实质审查。基于刑事一体化的实质出罪机制的构建,有利于更好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实质解释的出罪路径:以合同诈骗罪为中心

由骗逃铁路运费案所引发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解释问题,应当坚持实质解释的立场,构建“文义解释—法益解释—目的解释”三重进路。这一实质出罪路径的构建有赖于法益概念与规范目的在立法论与解释论机能上的区分。既有的以合同秩序为主要法益、财产权为次要法益的法益观,在传统财产罪意义上将合同诈骗罪理解为“以合同方式实施的诈骗犯罪”,具有内生缺陷与自相矛盾之处,应当在市场交易逻辑下将其理解为“以诈骗手段实施的侵犯合同秩序的犯罪”,其保护法益是单一的合同秩序,即合同签订的自由与履行的效益。而本罪规范目的则应当被确定为“基于刑法谦抑原则对合同可强制履行的保障”,由此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中实现对合同秩序的最大保护。

经济犯罪的危害实质及其抽象危险犯出罪机制

关于经济犯罪与一般经济违法的衔接关系,量的区分说及其所依托的秩序法益论不具有实践合理性。秩序法益论的最主要缺陷在于容易导致“只见行政管理,不见利益主体”的“利益无主化”现象,甚至会造成市场管理与国民利益的对立;完全依附前置法的形式侧面判断也会使经济犯罪沦为形式犯。利益的可归属性是重塑法益观的基础。在对经济刑法的法益识别中,个人法益论与完全脱离“与人关联”的超个人法益都不合适。在人本法益论指导下,经济刑法意在保护的是市场参与者的具体利益。对于法条未规定危险或实害要素的经济犯罪,可以将其理解为以市场参与者利益为保护法益的抽象危险犯。这种设置旨在将单纯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类型予以实质出罪。犯罪认定作为一种规范化叙事,需以犯罪构成要件作为核心依据,“无害”的事实既可以通过对构成要件中“具有法益关联性的概念”的另类解释而体现出来,也可通过增补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而窄化犯罪的外延。如此,便能实现经济犯罪出罪机制的规范依据与理论依据的有效融合。

实质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三部曲的整体思维

为更好地践行实质刑法三部曲的理念,必须对其整体思维加以分析。面对刑法规范中成文或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尤其是后者)需要补充解释的情形,应基于古典法哲学的理性主义以及经典罪刑法定原则的处罚值得处罚的行为之实质侧面,建立以客观构成要件违法性与主观构成要件有责性的实质二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同时,对刑法规范予以实质解释,并以此避免“无罪之罚”现象的出现,通过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建构形式上“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通道,从而充分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的刑事立案改革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是当前刑事诉讼推行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以司法治理来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直接目标是改善办案方式,加大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力度和促进预防犯罪。实践证明,该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罪犯羁押和实现案件分流,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增强社会和谐,但其只适用于刑事立案之后的环节,是在刑事办案过程中的案件合理分流,而不能在刑事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分流,因而对促进社会治理多元化、减少社会治理中的刑法依赖的功能有限。为缩小司法犯罪圈、避免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还应当在刑事立案环节同步改革,加大民事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并通过树立实质出罪概念来保持立案的谦抑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趋势与实质限缩

网络犯罪的口袋化趋势近几年愈演愈烈,如何从网络犯罪构成要件的适用上实现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鉴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高发态势,对该罪的限缩研究,对于遏制网络犯罪的口袋化趋势无疑具有示范效应。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构成要件的司法适用扩张趋势明显,必须予以实质出罪限缩。在主观明知上,司法机关倾向于将主观明知等同于“应当知道”“也许知道”,宜将其限定为“明确知道”以限缩本罪适用范围;在客观帮助行为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助行为的边界与对象也呈扩张趋势,宜将其限定为对正犯的帮助,且帮助对象应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之人,从而对客观帮助行为进行实质限缩;在定罪情节上,需在司法实务中对情节严重进行综合认定,细化认定方式保证其适用相当性,并通过形式入罪实质出罪构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实质出罪路径。

法益概念解释功能的教义学形塑

法益概念具有重要的刑法解释功能。受法益概念史及刑法变迁影响,刑法理论侧重于探讨法益的入罪功能而疏漏了其出罪功能,导致法益解释功能存在缺损。决定刑事违法性的法益侵害性有无及其程度判断,既是入罪判断,也是出罪判断。单纯强调“法益作为入罪基础”不仅没有实质意义,反而可能以保护法益为名助长入罪化倾向。法益不是对规范内容的重述,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概念,有效发挥法益的解释功能,必须警惕将法益与规范等同视之的法益标签化现象。现代刑法的扩张本质上是集体法益的扩张,合理限制集体法益是当下刑法解释的重要课题。在刑事立法持续增设新罪扩容旧罪的活性化时代,应当塑造形式入罪与实质出罪相统一的法益解释功能,以有效抑制顺势而来的司法犯罪化,在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紧张关系中寻求合理平衡。

功利主义视角下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理性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危险犯为切入点

风险社会背景下,受功利主义形塑的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影响,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大量增设危险犯,契合了社会治理对风险预防的需要。由于集体法益的人为选择性、抽象性、模糊性等特征可能会造成刑法保护过度化,在刑事立法增设危险犯的过程中需要遵循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危险犯的过程中应以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为基础,回归个人法益保护理念,实质判断“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要素,从而明晰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在风险社会的适用限度,在防控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安全的过程中均衡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

经济犯罪出罪机制的体系化构建

经济犯罪的出罪机制构建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经济犯罪无罪判决率极低,出罪事由尚未实现体系化,存在出罪难、出罪无依据的困境。经济犯罪出罪问题上的根本矛盾,是刑法实践中对于出罪依据的需求同刑法、司法解释中出罪依据供给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强调对出罪事由的体系化建构,从实质出罪的立场出发,最大化利用法定的经济犯罪出罪事由,重视对居于补充地位的刑法“但书”的规范适用,并将原本的超法规的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增补为法定事由,从而建立起有效的经济犯罪出罪机制,真正推进经济犯罪非罪化目标的实现。

法益识别与“情节”评定:利益衡量作用于构罪判断之另种路径

既有刑法理论多将利益衡量原理限定为违法阻却的实质根据而未在其他犯罪构成层面展开。利益衡量欲成为一种能够指导刑事案件裁决的实体规则,前提是摆脱抽象引致具体,这需要明确其规范基础、利益范畴和衡量标准。刑事不法判断中应当参酌的利益因素需限于行为本身直接指涉的正价值以及作为结果状态所呈现的对法益的负价值。在违法阻却根据之外的构罪判断中,一方面,可通过利益衡量辨识具体罪名的法益性质,尤其在违反管理秩序类型罪名中,未经利益衡量而认定的秩序型法益往往容易导致个案中出现不合理结论,即在保护法益选择上"舍重就轻";另一方面,可通过利益衡量综合判断"情节"的严重程度,即结合衡量后的"价差"以及主观上法敌对态度等因素对"情节"予以综合评价,其中仍有值得借助"但书"实质出罪的空间。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可说理性则是审查利益衡量运用妥当性的重要因素。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刑法规制的扩张与限缩

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泛滥引发了刑法规制困境,刑事立法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独立罪名,无疑具有扩张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刑事处罚范围的立法目的。然而,无论是囿于共犯理论的性质之争,还是基于该罪构成要件个别要素的规范研讨,都无法为该罪的规范适用提供类型化的行为轮廓,导致该罪一度成为司法适用率极低的罪名。随着配套司法解释的颁行,相关规定对该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确以及入罪标准的确立,使得该罪司法适用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究其根源,客观上我国目前处于网络违法犯罪活动高发阶段,但入罪思维指引下的司法解释,明显具有过度扩张刑事处罚范围的缺陷,且其中不乏涉嫌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规定。基于司法解释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刑法理论应该以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以构成要件为依据,为该罪的实质出罪提供规范径路,对该罪的适用范围进行合理限缩。

刑法信条学中的若干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位置

刑法信条学是关于刑法基础理论的学问。刑法信条学中的基本概念是各种刑法理论都必须讨论的内容,构成了现代刑法学的基本支柱。当前在我国有重要影响的几种刑法理论,分别使用了"刑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行为"、"行为构成"与"犯罪构成","违法性"、"错误性"与"正当防卫",以及"刑法性责任"、"罪责"与"免责"等概念。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证明了现代刑法学在犯罪构造理论方面所共同讨论的基本概念包括:第一,刑事惩罚的社会认同基础与一般准则;第二,犯罪在形式上的入罪条件;第三,犯罪在实质上的出罪条件;第四,犯罪在刑事政策上的宽恕根据。通过分析和总结来认识刑法信条学中的基本概念,不仅有利于降低法治建设的成本,而且有利于加快法治发展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