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对企业实质创新的激励效应——基于全国、地区、行业、所有制类型的研究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鼓励企业实质创新且激励效应逐渐增强,但整体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地区间实质创新的税收激励效果迥异;税收优惠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及高技术企业的实质创新行为效果较弱;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性特征使其在税收激励环境下更热衷于策略性创新。因此,税收优惠应注重创新结果导向、建立动态化的税收激励措施、科学设计税收优惠政策效应评估体系、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权、重视市场,创新组织方式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策略创新还是实质创新?--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政府的研发补贴是缓解研发市场失灵和引导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政府加大研发补贴力度,可能使得企业选择策略性创新导致形成低质量的创新成果。本文首先从“创新崇拜”角度解释陷入这一“囚徒困境”的原因,并提出政府摆脱困境的策略。其次,在博弈分析基础上将政府补贴行为纳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发现政府加大研发补贴力度能够促进实质创新和经济增长,且促进作用存在非线性。最后,利用2006—2016年省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与策略性创新产出增长和实质性创新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但只有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增长才能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低碳”目标下的企业创新行为:实质还是策略?

创新对于促进企业减污降碳、实现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区别于已有研究侧重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其影响源于诱发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但无法激励企业实质性创新行为。在经过一系列识别检验、稳健性检验、不同的估计方法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对非国有企业、污染行业企业的策略性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传递效应模型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扶持下,企业为寻求政府补贴而进行策略性创新。研究结论对于探索“双碳”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质与推进举措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作为一场深刻的创新行为进程,其创新的根本动因是为满足用户对知识信息具身认知体验的需求,创新的性质表现为延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交融共进,创新发展的逻辑向度指向催生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价值网络并创新其商业模式。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应延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并重,明确融合发展思维,保持战略柔性创新,以用户为中心加强市场调研和场景分析,着力创新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组织架构,创新建设核心资源及关键业务,做好宣传营销和用户关系管理,注意优化成本结构和创新盈利模式。

企业社会责任解耦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

中国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的占比较低,但现有研究极少涉及企业社会责任解耦如何影响实质性创新。为此,基于组织解耦理论,从企业借助社会责任解耦策略实施印象管理而非仅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对实质性创新的作用效应进行探究,为解读企业社会责任引致的创新困境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参考。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中356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来自国泰安等数据库的相关数据,采用带有调节效应的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考察重污染行业、管理层权力和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呈负相关。其中,针对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的检验结果支持基于合法性观点的假设而不是基于归因理论的假设,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被削弱;同时,管理层权力增大会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则未得到验证。由此启示,中国需进一步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并通过督促企业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制衡管理层权力过大导致的社会责任解耦策略滥用问题,以促进企业更有效地开展实质性创新。

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与企业实质性创新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是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以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2007—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了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有利于企业实质性创新,这一核心结论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缓解与行业竞争加剧是试验区设立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的两条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规模较小、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及生产率较高企业,与上述作用渠道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以金融创新与支持产业升级为导向的试验区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布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这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式,更是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政府实施的双创政策在客户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均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策略性创新之间没有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通过降低企业的治理效率和提升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最终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面临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会更为显著。

策略性创新还是实质性创新?——ESG评分对医药制造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文章以我国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对ESG评分与不同动机下的研发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医药制造企业提高ESG评分有助于促进其实质性创新水平和策略性创新水平的提高,企业的财务资源获取和人才资源获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ESG评分对医药制造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在非国企组中更加明显;对策略性创新的影响效应不受地理位置的制约,但受产权性质的影响。立足于医药制造企业ESG评分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实证关系,文章为提高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和路径研究

新时期创新发展不能再只重数量,我国应重视发展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实质性创新”。本文选取1991~2022年我国内地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省级主要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表明:(1)省委书记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省委书记变更通过负向作用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进而抑制了地区实质性创新;(3)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学历和企业工作经历在省委书记变更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用;东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比中西部省份更显著,且影响效果在不同时期随着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加深而不断提高。

股权激励如何驱动实质性创新——外部监督与内部利益协同的双重效应

公司股权激励是否缓解了委托代理问题?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水平产生了怎样影响?以2009—2022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更倾向于进行实质性创新,而策略性创新活动则受到抑制;第二,在中介机制检验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减少大股东掏空行为,并通过增强外部监督,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通过内部利益协同效应和外部监管效应促进了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无卖空机制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股权激励对实质性创新的显著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股权集中度的高低并不会对股权激励的作用产生影响。从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角度研究股权激励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为当前有关实质性创新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反收购条款与企业实质性创新

本文聚焦于上市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从公司章程条款的视角实证研究反收购条款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反收购条款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反收购条款通过提高管理层短视、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以及提高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抑制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市场竞争程度高以及股票流动性强的行业中,反收购条款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进一步了解公司章程制度并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给上市公司科学合理制定反收购条款、监管机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带来新的启示。

绿色金融信号对城市实质性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信号的释放对于引导创新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绿色金融信号和城市实质性创新的关系加以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信号显著驱动了城市实质性创新,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扩大外资吸引规模是绿色金融信号驱动城市实质性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度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和绿色金融政策较少的城市,绿色金融信号对城市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文章研究结论对于有效利用绿色金融信号,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驱动城市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实质性创新还是象征性创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模式的影响

绿色创新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本文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创新动机的角度将绿色创新模式分为实质性绿色创新与象征性绿色创新,首先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不同绿色创新模式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探究高管薪酬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呈现显著正相关,且环境规制对上市企业总体绿色创新、象征性绿色创新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依次递减;高管薪酬能够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象征性绿色发明创新更为活跃,与环境治理水平的相关程度更高,高管薪酬在其中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也更为显著。

科技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助力制造业驶入创新“高速路”。本文基于中国2007—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制造业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该试点政策的施行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机制研究表明,研发资本投入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该试点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实质性创新的重要渠道。此外,该政策的实质性创新效应会因企业要素密集度和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科技金融政策的实质性创新效应,激活制造业发展动能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税收优惠与绿色金融视角

企业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亦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地方政府作为低碳转型的重要推进者,其考核方式的变革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选取了税收优惠作为中介变量与绿色金融作为调节变量,验证了二者在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链条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1)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有显著推动作用;(2)从机制路径来看,绿色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会增加税收优惠来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绿色金融在绿色政绩考核影响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中起到了调节效应;(3)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绿色政绩考核在低环境规制与东中部地区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明显,从企业异质性来看,绿色政绩考核显著提升了非重污染企业与CEO具有金融背景企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

“双积分”政策能否促进新能源汽车实质性创新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逐渐从早期的选择性政策过渡到功能性的“双积分”政策,以构建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以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从非汽车制造企业中匹配出对照组,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双积分”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双积分”政策显著激励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实质性”创新行为;(2)“双积分”政策同时也激励了“策略性”创新行为;(3)这种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显著,对非国有企业未造成显著影响,而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研发投入都显著促进了“实质性”创新;(4)地区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企业规模可以平衡这种异质性的影响。因此,政府应继续完善“双积分”政策,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引导,对市场水平较弱的地区给予针对性的支持。

绿色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策略逢迎还是实质转型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推进,绿色并购成为重污染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但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真实目的仍需验证。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借此探究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真正动机。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够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且具有持续性;从作用机制来看,绿色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资金扶持,从而缓解绿色创新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非国有企业、环境执法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以及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绿色并购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从并购动机角度丰富了绿色并购经济后果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重污染企业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

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当前,减税降费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考虑股权性质、地区分组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正向效应,但对策略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垄断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在大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文章为减税降费政策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减税降费政策嵌入企业双元创新提供经验启示。

数字经济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我国实行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是否能够切实推动实质性技术创新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研究提供了来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证据。本文以2011-2019年的35个城市为样本,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相比,数字经济对发明专利的促进效果更明显;(2)在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数字经济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非试点城市具有负向影响;(3)数字经济对电池、电机、电控的技术创新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电池技术正向影响最大,电机技术次之,电控技术创新最小。本文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视角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