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视阈下行政复议前置的二元重构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念应当在行政复议前置的制度运行过程中得到贯彻,主要体现为行政复议前置范围扩张的规范化和行政复议前置案件的定分止争。当前我国行政复议前置的相关法规范存在设定权限过度下放、部门主义倾向严重、内在体系紊乱等问题,因此应当限缩复议前置的设定权限,仅允许法律设定复议前置相关内容。具体而言,在程序法层面,由《行政复议法》设定行政复议前置的专业化解、程序便捷以及重大利益保留的实质性标准;在实体法层面,由其他单行法律作出复议前置情形的具体规定,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的限制作用,适时修订、废止部分现存的复议前置规范条款,以防复议前置范围的无限扩张。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视野下上诉率高的实践检视——基于E省法院审理的911件行政诉讼样本案件的分析

行政案件上诉率高是当前行政诉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上诉权—审理权”的内涵入手,就当事人角度而言,上诉率高的原因在于上诉权的行使较为自由、一审法院未能全面准确回应原告诉求以及被告补偿性地行使上诉权;就审理权角度而言,则是一审法院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未能准确把握、一二审法院审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以及实质化解标准有待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关注分配正义和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坚持以新时代能动履职为基本方法,提升一审法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与此同时,法院与行政机关携手形成化解行政争议的合力,是解决行政案件上诉率高问题的有效路径。

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路径优化

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需满足避免程序空转的形式要求和回应实质法治的本质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主要表现在复议程序中行政化与司法化并存、特定领域实现了对行政争议的吸引等方面,同时也存在行政复议决定种类局限、行政复议调解未充分发挥优势等不足。为此,应通过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逐步细化行政复议决定种类的适用情形、优化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等,对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路径予以优化。

未成年人保护之行政检察化解行政争议路径探析——基于化某某违法收养登记案展开

检察机关作为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负有全面贯彻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重要功能。这要求检察机关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律监督主体地位角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题。应推行“穿透式”行政检察监督,从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转变,由个案向类案拓展,综合利用多种手段促进涉未成年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切实推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和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范式--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的视角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包括衡量标准不统一、检察调解协议有待保障落实、检察调解制度构建存疑等困境。在总结最高人民检察院12个典型案例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实践提出了加大制度约束与裁量基准公布、保障检察调解后续程序公开透明、构建多元检察调解路径等建议,以促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避免“程序空转”,推进案结事了。

检察视野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监督路径

目前,“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行政检察监督作为“后起之秀”,在实践中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需持续发力补足短板。对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予以阐释,并立足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语境下的理念变革,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内涵、制度构建等进行论证,提出检察机关做实行政检察监督路径的初步设想,以期对优化检察监督格局、推动新时代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有所裨益。

行政审判白皮书之完善路径研究——以实质性解决争议为视角

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在内容质量、回应效果以及运作机制方面存在种种漏洞,归根结底在于对该制度模式功能定位的模糊。综合考量法治政府建设要义、行政诉讼基本目的以及白皮书制度实践需求,实质性解决争议应当作为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的功能定位。行政审判白皮书应以此为理论基础,确定内容主旨提升文本质量,构建回应机制完善运作流程,以保障制度实效,推动司法治理能力提升。

基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角度对重作判决的思考

重作判决是我国理论认可的判决形式,其立足于行政行为实效性,督促行政机关及时依法履职。但重作判决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缺陷,立法及司法层面的不足,使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度谦抑适用、“作与不作”边界模糊等问题,导致程序空转、相对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最终无法实现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本文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角度出发,对我国重作判决制度完善方向予以思考:应当明确判决拘束力对行政机关的法律效果,并明确区分撤销判决与重作判决适用情形或条件,以及重作判决的内容具体程度应基于裁量余地理论。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具有弥补诉讼、复议及信访不足的能力,且“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要求,对于全面提升检察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对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并基于G省检察实践的实证考察,分析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行政检察化解行政争议功能论析

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重要功能。这一功能的确定,既标志着多元化解决行政争议制度的形成,也是行政检察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解决实践中因行政诉讼“程序空转”而难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等问题的现实需要。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化解行政争议符合行政诉讼制度要求与现实需要。行政检察应立足于中央要求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从法律监督的主体地位角度,针对行政诉讼中阻碍行政争议化解的突出问题而展开。继续推进“穿透式”检察监督,强化对行政诉讼立案程序的监督,并以《民法典》和新《行政处罚法》为依据开展行政争议的化解工作,提升检察机关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与效率。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路径及其限定——段传江等诉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强制拆除行为及行政赔偿再审案评析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这一司法政策的提出,是法院在对行政案件作出裁判时追求案结事了效果的体现.然而法院并未具体阐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意涵以及该项司法政策在行政审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段传江等诉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强制拆除行为及行政赔偿再审案涉及征收范围内的房屋被违法拆除后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竞合的问题,法院以"实质性化解纠纷"为宗旨并从中解读出"及时解决行政争议"和"减轻当事人诉累"的要求,支持了原告的赔偿诉请.该案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这一司法政策的适用条件、适用中所存在的张力以及适用中所暗含的价值取向;该案的后续发展也提示了该政策存有的边界,即所谓"实质化"不可忽视的局限.在裁判过程中应以权利救济为导向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但不可忽视行政诉讼制度内部及外部所带来的限定.

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视角下的行政复议变更决定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对复议机关提出了能动性要求,决定了变更决定在针对作为类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中具有核心定位。作为制度回应,修法确立了变更决定的优先适用权,并采取了扩大变更决定适用范围的立场。基于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须类型化对待不同案件适用于变更决定的具体规则。应当对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类案件适用变更决定条款作原则性理解,将适用范围限定于“主要”的事实和证据,且排除专业性强、疑难复杂和违反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案件。针对适用依据错误类案件,变更决定适用于法律适用不全面和适用混乱两种情形,排除适用效力瑕疵类案件。针对裁量权行使不当类案件,审查范围包括裁量基准、裁量要件、裁量结果三个维度,审查顺位和审查强度有所区分。

行政诉讼恢复效力判决的反思与修正

恢复效力判决由我国司法解释所创,但目前该判决类型尚无法对应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既有判决方式。在司法解释中,恢复效力判决与责令重作复议决定判决被置于同一条款且二者的适用条件未被严格区分。当复议改变决定实质违法、达到可撤销程度且已消灭原行政行为的效力,同时满足原行政行为合法或虽违法但须保留效力的条件的,才有适用恢复效力判决的余地。作为积极形成类判决,恢复效力判决与尊重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存在某种冲突,但引入“裁量权缩减至零”作为隐含适用条件,可有效缓和上述紧张关系。尽管在法律规范层面,恢复效力判决已构成诉外裁判,但我国尚无禁止诉外裁判的原则性规定,且在具体条款中兼有隐含禁止或允许诉外裁判理念的实例。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原告提供更彻底的保护是此种判决方式被允许诉外裁判的正当性基础。未来应从以下方面对恢复效力判决进行修正:细化该判决与责令重作复议决定判决的区分适用情形、引入“裁量权缩减至零”的隐含条件、为人民法院增设通知受原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义务。

行政检察文书说理的基本结构

行政检察承担着法律监督、权利救济、争议化解三重使命。行政检察办案应当结论合法,并对生效行政裁判、涉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公允评价;回应当事人主张,推动当事人正当诉求得以实现;对各方争议作出明确的判断和评价,通过释法说理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多数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经历了行政执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再审审查多个环节,各方当事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行政争议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行政检察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行政检察办案应当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以保障实体公正、促进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目标。相应地,行政检察文书说理应当以实体公正说理为主,兼顾程序正当说理。其中,审查判断证据说理、认定事实说理、法律适用说理、案件结论说理环环相扣。审查判断证据及其说理服务于认定事实,证明标准说理、推定说理、举证责任分配说理是事实认定说理的基本方法。尽管通过法律适用及其说理通常可以得出案件结论,但案件结论具有其独特作用,案件结论说理的基本方法是司法裁量和价值选择说理。在结构上,行政检察文书说理以合法性说理为框架,以法律关系说理为主线,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的适用困境与纾解——以金钱给付行政判决为视角

基于对150篇样本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在金钱给付之诉行政案件中的适用范围正逐步扩大且所涉行政行为类型精细化、多样化,但因缺乏规范指引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审查重心产生偏移导致判决说理不充分,案件上诉率和申诉率高,服判率低;加之司法工作人员对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的曲解以及对合法性审查原则较为机械地运用,使得程序空转等问题突出。欲纾解上述困境,应通过建立典型案例库来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结合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念,对行政首次判断权的理论价值予以本土化修正与改造,并以能动司法为导向构造与之相契合的适用规范。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实践样态与质效提升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常态化开展后,J省化解工作展现出化解数量大幅增长、行政执行化解案件增多、一体联动工作格局更加优化、化解工作重点集中、检察履职方式更趋科学的实践样态。但同时也暴露出化解案源分布固化、检察化解的介入时机不够成熟、化解协作机制尚有欠缺、检察机关的职能存在局限性等问题。为了提升化解质效,应完善化解工作机制、根据纠纷情境类型化运用化解策略、注重多种解纷机制的体系协调、借助数字检察进行赋能。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难点问题及立法建议

近三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案件3万余件,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检察机关开展诉源治理的成果。但化解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进一步凸显出当前实质性化解的内涵尚不够明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职能、定位和效力尚需立法明确。建议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法定职权,明确规定化解文书的效力,以及建立行政机关履行化解协议后的责任豁免制度。

城市房屋征收领域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路径探索——以J省某市城市房屋征收诉讼数据为分析样本

住房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关乎民生福祉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城市房屋征收领域征收结果不公开、协议内容不透明、暴力逼迁等行政违法行为表现突出。检察机关虽然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然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程序公正与征收效率相冲突、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单方推动力量有限、监督线索来源不足等多方掣肘。为助推市域治理现代化.强化城市房屋征收领域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有必要从完善法律规范、强化释法说理、坚持协同监督、打造数字检察等方面砥砺琢磨,积极稳妥推进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之立法构想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以来,取得明显成效。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面临法治化的重要任务,从政策实施和纠纷解决的混合型模式下的合法性需求、法律解释学下的合法性论证以及行政检察实践下的合法性验证这三个层面,可以推导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已具备较为充分的立法基础。有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立法方式可采用集中式立法和单项式调整的融合方式,具体思路为: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联合有关部门会签规范性文件,引导和促进地方立法,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主动融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立法。

争议实质性化解视域下行政诉讼级别管辖制度的建构解析与发展路径--基于四类行政案件管辖权下调的再优化

通过对立法流变的梳理可知,行政诉讼级别管辖规则调整始终与所处阶段行政诉讼最迫切实现的制度目标具有同向性。因此,四类行政案件级别管辖下调后,在争议实质性化解不断被强调的当下,有必要从该目标出发重新审视级别管辖的功能、运行与改进。在“何级法院主导化解纠纷”的定位下,级别管辖制度应具备实质回应行政相对人诉权、匹配纠纷与法院化解能力、配合实现审级制度目标的功能,但通过对实践案例分析可知其未起到应有作用。核心原因即级别管辖规则未能准确识别相对人真实诉求、纠纷类型与主体化解能力不完全适配、未能有效衔接多元解纷机制等。对此,应采取理清诉权和审判权行使界限,激活提级管辖的实质性标准,探索争议实质化解配套机制同步下放等配套措施的同时,立足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争议实质性化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