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的实质公开及其保障

基于不同的要求和所呈现出的不同状况,司法公开有全面公开、部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形式公开、实质公开之分。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基本实现了由单纯的庭审公开向司法活动的全方位公开的转变以及由以审判程序公开为主向审判程序公开和裁判结果公开并重的转变,使中国司法公开制度初步具有了统一性以及全面性的特点。但也应看到,包括裁判依据、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不同意见在内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依然不在公开之列。实质公开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公开的效果,制约着司法公开终极目标的实现。实现司法公开尤其是实现司法的实质公开,既需要各级法院各类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完善,更需要不断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保障以及不断创新司法工作机制的支撑。从当前来看,应当重点解决司法流程信息还未真正全面公开,裁判依据未能做到详尽公开,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不同意见不允许公开等问题。

西方实质主义司法下的纠纷解决机理

西方实质主义司法的兴起,有其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它是司法客观性危机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实质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实现路径,其解决纠纷的机理在于利于社会心理的宣泄、和谐秩序的构建、利益冲突、心理诉求的平等关注、对弱者利益的关怀。

非诉程序与经济法司法化

经济法司法化是形式司法与实质司法的统一,两者分别由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进行保障。经济法中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在结构组合上的非均衡性与动态性决定了两者在经济法司法化中的地位与功能不同。现阶段,应当看到诉讼程序功能的有限性,而非诉程序对经济法司法化则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由经济法的特殊性决定,特别诉讼制度的建立并不是经济法司法化的主要途径,经济法司法化最终依赖于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的共同保障。

从形式到实质：纠纷解决的范式变迁

西方形式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因,它根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判例法、法典化及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形式主义。中外形式主义司法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我国司法的改造有重大启示。西方实质主义司法的兴起,有其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它是司法客观性危机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质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实现路径,其解决纠纷的机理在于利于社会心理的宣泄、和谐秩序的构建,对利益冲突、心理诉求的平等关注以及对弱者利益的关怀等。

“海瑞定理Ⅰ”的历史性反思

海瑞定理Ⅰ作为一种司法准则,它强调只有做到始终如一的公正审判才能减少机会型诉讼的发生。而将海瑞定理放到中国古代的政治语境之下去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它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司法,息讼的方式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很大程度上不是所谓的始终如一的公正审判,在伦理主导司法的古代社会,伦理教化成为息讼的最重要手段。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的司法官的非职业化以及司法本身的实质化倾向两个角度分析在传统中国政治中,海瑞定理I缘何不能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司法指导准则,也即缘何海瑞定理I在传统中国社会不能发挥出它本应有的效用。在中国古代的伦理化司法传统的影响下,在行政兼理司法的治理体系下,海瑞定理Ⅰ成为一个与实际的政治坏境不相容的司法准则,这就是对海瑞定理Ⅰ从历史上进行一个反思之后的结果。

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司法审查及其方法

源自哈贝马斯真理共识论的诉讼合意理论在诉讼法理上并不能成立,因其存在虚假合意风险和强制共识悖论之固有缺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应在于诉讼经济原则和司法效率价值。程序的效率化所带来的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矛盾与冲突,正是法院需要对认罪认罚案件进行司法审查的根本动因。为了防范共谋或强迫认罪,法官保留原则仍应被充分强调,法官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担纲“中立的司法审查者”之角色,其不能介入协商谈判,以防破坏公正审判的基本结构。为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人权司法保障水平,以最大程度避免司法误判,法官应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和量刑建议的精准性、适当性进行实质性司法审查,以控制结构性风险。

《民法典》背景下的经济法司法发展进路

《民法典》的颁布对经济法司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民法典》背景下,经济法司法的发展进路主要有三条:独立经济法诉讼、实质理性司法和经济法思维的“嵌入”。独立经济法诉讼是指以公益诉讼作为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它是形式理性司法的体现,实质理性的经济法不需要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公益诉讼也并非经济法所独有。实质理性司法与经济法的特质相契合,符合“司法能动主义”的发展趋势,但与我国当下形式理性的司法机制并不融洽,只能是一种“理想图景”。经济法思维的“嵌入”是经济法司法发展进路的理性选择,它在尊重当下司法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法官经济法思维的建构,在经济法司法的运行过程中渗透和内化经济法思维,从而有效沟通形式理性司法和实质理性司法,并逐渐推进经济法司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