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在既有的水库移民社区开发性扶贫过程中,从数字或材料上来看,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符合政策规定,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形式上较为完美。然而基层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使水库贫困移民真正获取所需的扶贫资源,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或许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政策扶贫下,贫困移民能够暂时摆脱贫困,但长期来看仍存在返贫风险。要使贫困移民真正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常态,通过精准扶贫使水库移民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借助移民社区的发展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解困,实现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扶贫工作由形式合理向实质合理的转变,即通过政策的改进,防止移民精英享有特权、占据资源,使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促进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从而带动并帮助贫困移民在社区发展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

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关系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一对法哲学范畴,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法治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冲突情景下的选择模式有实质合理性优先、形式合理性优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并重三种模式。但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优先均有较多的局限性,而强调并重实际上却很难办到。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冲突的、对立的,但两者统一的可得性是存在的,两者统一亦具有必要性。现代法治尤其是后现代法治的基本目的就是要追求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有效的统一工具。

形式、实质合理性与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

"合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构建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韦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导致了现代生活在伦理和道德判断上的无能,使得关于何为实质合理的生活只能成为个体的主观选择。因而价值无涉原则是应对今日伦理生活领域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立场的恰当原则;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惟有通过"人格"的构建和对责任伦理的践行方能达成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教育伦理规范的实质合理性探析

教育伦理规范又称"教育专业伦理规范"或"教育工作伦理规范",其实质合理性是指这一伦理规范的内容及其精神具有价值合理性,能够对行为主体及其教育实践产生一定的积极效应。具体表现为,教育伦理规范要有利于提升教育者德性,弘扬教育伦理的时代精神;有利于实现教育的本质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教育的根本旨趣;有利于确立和维护和谐的教育关系,使教育活动在良序中自由地开展;和社会主导道德相一致,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体现道德上的合理性、合法性。

高考改革成功之道:形式与实质合理性的完美融合

高考是连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桥梁,既承担着指导基础教育发展和改革,为高等教育选拔和分流合格人才的使命;也承担着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的使命。高考改革的本质和目的是高考制度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我国高考制度改革存在着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改革的成功之道在于实现形式与实质合理性的完美融合。

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基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辩证关系的视角

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对于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素有争论。本文将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我们认为,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

体育家庭作业制度实施的科学定位——从形式合理到实质合理的逻辑建构

教育以实现人的培养为其宗旨,体育学科亦效仿学科作业制度,即学生通过完成一定量的作业任务而达到提高自身素质的结果。然而,体育家庭作业制度自实施以来,其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学生所要完成一定量的作业任务与学生素质的提升)之间的关系却饱受热议。体育家庭作业看似形式合理,而实质不优,即体育家庭作业的完成难以确保学生能够在实质上提升自身素质,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体育家庭作业本质属性不明、价值实现多存于表象、群体公平难以考量。此外,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之间也并非必然的对立关系,在一定程度而言,二者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从形式到内容的存续性关系。因此,通过优化体育家庭作业的数量、质量、内容、层级等要素,来实质性提高学生的自身素质,也有利于实现教育教学的公平化与差异化。

论实质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的当代论证是与对合理性的认识论辩护、对批判性思维的阐发和对相对主义的反驳紧密联系起来的。实质合理性可以被理解为:基于可中立判断和评价的"好理由"由批判性思维所主导,个体在认知和行动中以理性评判和道德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来实际建构的合理性。

公共行政：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兼论过渡社会形式主义及其规避

西方公共行政的主要模式是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官僚制。但形式合理性有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险。这在过渡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促成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统一,积极寻求行政的道德制约。

法律商谈:实现司法实质合理性的重要途径

社会和谐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司法是社会运行诸环节中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杠杆。然而,它有时会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产生严重的张力,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关系,智巧地实现司法的实质合理性,成为考量司法技艺水平和法治进步程度的标杆。司法实践中,要善于从多角度透视而适时巧妙地突破法律形式的樊篱,尽可能转换角度摄取妥善解决案件的正当化因子,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提供强劲的实体和程序保障,由此,法律商谈理论构成实现实质合理性的重要路径依赖。

浅谈法律解释中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

在对疑难案件的裁判过程中,对不同判决方案预测其社会效果并权衡其利弊得失是隐含于法律解释过程中的思维过程,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而能动的运用社会学解释方法能够巧妙地解决法律解释中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这一矛盾之间的张力。

刑事司法的“回应型”转向——寻求处罚实质合理性的基点

在我国当下刑法领域,首先需要完全消除压制型法因素;传统意义上的纯粹技术性的刑法教义学与自治型法是暗合相通的,将此思维模式带入刑事司法极易得出不合理结论、忽视个案正义。当下刑事司法中产生的引发舆论广泛质疑的案件,共同的症结就是没有处理好法的安定性(封闭)与实质合理(开放)的关系。回应型模式下的刑法教义学才能实现与刑事政策的真正融通、对公众认可和法感情的真实回应,这并非放弃教义学体系性、逻辑性的优势,而是作为出罪维度的补充。处罚的实质合理性能够成为法教义学自我检视、自我革新的内在动力。健康的刑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应当是开放的、包容的、不断自我检视和更新的,能够不断回应一般之外的特殊、抽象之下的具体,进而实现个案正义。在构罪评价中需要:充分发挥法益指导构成要件解释的方法论机能;接受违法性评价中的"社会相当";实现功能责任论及其对需罚性的具体回应。刑事司法实践与教义学知识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共进过程,后者需要保持足够的开放姿态以回应前者出现的新问题;前者又需要积极采纳最新的教义学知识成果,作用于裁判的依据和说理。

我国刑法解释立场之选择——以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为视角

我国刑法解释的立场已由过去的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之争演变为今日的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之争。从追寻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法理根源出发,分析刑法解释立场问题,可以发现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这种刚性与柔性的争论并非不可调和,难以把握,关键在于对二者适用的统一与平衡,以保证在刚性法律规范赋予可预测性的前提下又体现出法律的人文关怀。

基于合理性的产业参与:学科治理新探

产业通过资源服务、信息知情、建议咨询、共同决策等方式参与学科治理,已成为完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提高学科建设效能的重要路径。产业参与学科治理具有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形式合理性表现为产业参与学科治理回应学术资本兴起与学科发展动力外生化要求,推动知识生产模式Ⅲ下学科与产业的竞合互动,满足经济全球化驱动下产业技术转型升级需求;实质合理性表现为推进大学学科治理迈向现代化,学科与产业共同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共建民主共治学术权力体系。建构产业参与学科治理的交往合理性需促成管理性话语向治理性话语的转向,明确产业参与学科治理的学术性、互惠性、平等性、适度性原则,着力架构循序渐进的阶段化参与治理方式。

失信联合惩戒的法治反思

市场经济发展中整体失信的社会生态、社会治理机制转型中对于创新治理工具的需求、信息化时代提供的强大技术基础,构成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形成背景。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机制,这一制度释放出强大的治理效能,但在实践中存在脱离法治轨道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失信行为认定泛化、联合惩戒造成过度评价、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不当联结,其根源主要在于强化法律机制的制度本意、统一法律制度供给缺失。需从法治的视角对于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予以匡正:完善失信联合惩戒立法,加强制度顶层设计,规范地方立法实践;统一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避免制度实践的无节制扩张;保障制度的实质合理性。

法治视野下全球体育自治规则的合理性建构

全球体育事务的发展引发了全球体育治理,并在体育治理结构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体育自治规则是全球体育治理的直接依据,但现有的全球体育自治规则仍然存在制定过程民主程度不高、没有确立世界统一的纲领和行为标准等问题。为实现全球体育自治规则的合理性建构,可采取现代法治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作为判断标准。关于全球体育自治规则体系形式合理性的建构,富勒所提出的程序自然法8项原则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标准。全球体育自治规则的实质合理性,依赖于其是否符合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全球体育治理基本原则,以及能否通过问责机构审查。全球体育治理仍然必须重视国家的作用,防止"没有国家的全球体育治理"思潮泛滥。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体育自治规则的制定,积极利用全球体育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规范合理性问题探讨

社会规范的合理性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形式合理性来看,它涉及社会规范工具类型的选择、技术手段的权衡和运作程序的完善;就实质合理性而言,它涉及对目的的选择和确定,以及所要表达的价值观与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的一致性。在现实生活中两种合理性存在着内在统一与冲突,使社会规范合理性的确立显得十分复杂与困难。

法理视阈大学章程的合理性

大学章程的合理性是其存续和发展的内核,更多反映着符合规律性和科学性的程度。形式上,大学章程不仅要具备至上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要求,还要文本语言清晰、条文具体而规范、结构合理、体系完整、程序科学等。实质上,大学章程的内容要正确地反映大学组织目标和其教育活动的发展规律。

特别刑法及其存在之合理性

所谓“特别刑法”，本质而言，仍隶属于刑事立法技术范畴。显然，立法技术作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立法的实质合理性。主张风险社会视阈下我国特别刑法存在具有合理性，需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当前，我国刑法语境下的“特别刑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概念与特征应作何理解？其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