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念下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制度的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减刑、假释作为刑罚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涉及监狱服刑人员的重要、核心的直接利益,影响服刑人员在监狱进行教育改造的信心,也是监狱考核监管教育改造质量的的重要指标,也是体现监狱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的重要窗口。本文旨在深入分析监狱办理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在证据提请、标准认定、办案监督、队伍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推动监狱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

论法庭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实质审理——基于226份再审改判案例的分析

法庭对认罪认罚案件应当进行实质审理。226份再审改判案例反映认罪认罚案件存在法庭审查流程形式化、法庭采纳方式过于宽松、法庭认定程序不够明确等问题。法检关系的协调、证明模式的嬗变和量刑建议的约束是法庭对认罪认罚案件实质审理的困境,庭审存在形式化的风险。法庭对认罪认罚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应做到: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明晰不同程序中实质审理之要点,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对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实行分别审查原则。

刑罚执行检察监督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以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为视角

刑事执行监督是刑事检察监督的最后环节,是法律监督的“最后一公里”。实质化审理旨在保障刑罚执行公正。《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的出台是减刑、假释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它将直接推动我国减刑、假释审理模式的转型。这种审理模式能否转型成功,检察机关的定位和职能转变至关重要。在这一新模式中,检察机关要承担起“异议者”的角色,与监狱、审判机关共同构筑起一个合理的三角诉讼结构。检察机关要通过积极行使证据审查权、调查取证权,加强对监狱、法院的同步监督,突出办案重点,实行繁简分流,提高监督能力,以适应实质化审理的客观要求。

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程序保障研究——基于Z省1990—2020年假释案件的实证分析

我国假释案件审理程序至今尚未真正被纳入诉讼程序,程序启动完全由刑罚执行机关掌控,诉讼主体功能运行失位与错位并存,裁判权异化为审查权,现行裁判程序和裁判逻辑难以保证裁决结果的正当性。如何通过程序运作保障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假释案件审理程序之所以运行失范,主要源于价值定位上“权力”而非“权利”的制度设定、在诸多诉讼主体眼中呈现不同面相的认识因素、实体条件判断复杂和诉讼运行规则缺失的规范因素以及配套机制不够健全的机制因素。因此,应当秉承从“奖励说”到“权利说”的基本理念,确立规范程序运作,防止司法腐败的制度目标,建构有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从诉讼模式的对抗式改造转向协作为主的二元司法模式,明确审理模式而非审查模式的功能定位,通过多元诉讼程序的选择与分流,实现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

实质化审理意见下减刑法律监督的新路径

《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的出台,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提供了具体的方向指引。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坚持全面依法审查、坚持主客观改造表现并重、坚持严格审查证据材料以及坚持区别对待。检察系统减刑监督工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是目前仍存在传统减刑、假释计算缺少必要的流程指引与刚性约束、同步检察监督机制运行不顺畅、减刑方法审查重心倒挂、监督形式化等困境。因此,要通过构建大数据减刑异常监督体系、减刑异常法律监督模型监测要素、落实多部门可视化即时监督等手段,不断探索实质化审理背景下减刑监督新路径。

实质化审理背景下减刑案件的诉讼化路径探析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已经迫在眉睫,而减刑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应回归案件化办理的诉讼轨道,规范立案--调查--审查--裁判程序,充分发挥证据裁判作用。同时,畅通各诉讼主体的参与渠道,尤其是作为被减刑对象的服刑人员,执行机关、裁判机关应明确减刑属于服刑人员的权利,在减刑程序中要保障服刑人员的提起、答辩、救济等各方面的权利。

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下监狱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强调了实质化审理的基本要求,细化了严格审查实体条件的具体标准,推出了强化案件办理程序机制的系列举措,明确了监督指导及工作保障的配套制度。这一意见的出台使监狱在提请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全过程中都面临着挑战。监狱应当积极作出应对,严格规范执法、开展专项培训提高举证应诉能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公开,关注服刑人员改造情况,履行好刑罚执行的基本职能,使各项工作契合意见要求。

被害人参与减刑假释程序问题探讨——以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为背景

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赋予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对减刑、假释提出异议并出庭作证的权利,但由于知情权无法落实等原因,在实践中这项权利很难得到实现。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在刑罚执行特别是减刑、假释的适用过程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其参与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得到充分的保障。为了实现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体现被害人的主体地位,促进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进而预防再犯,应当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为被害人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对减刑、假释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从而为被害人充分参与减刑、假释提供程序性保障。

实质化审理下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优化路径

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的关键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证据材料的严格审查,调查核实权的充分行使,减刑、假释案件特殊诉讼构造的建构。目前司法实践中检察监督面临监督程序“形式化”、监督手段“疲软化”以及监督资源“失衡化”的困境,究其原因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的主体,法律所赋予的地位直接影响其在监督中的角色扮演、职能发挥及监督成效。在实质化审理的背景下,未来减刑、假释案件检察监督的完善应从源头入手,建立全流程嵌入式检察监督程序,增强监督手段的刚性化效力,精准配置监督资源,从案件类型入手调整监督范围,实现监督队伍专业化,充分发挥“派驻+巡回”监督模式的优势,实现检察监督良性发展。

《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针对过去一些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效果不理想、少数案件处理结果不够公正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工作举措,进一步健全完善减刑、假释工作机制,促使有关机关的执法办案更加公平公正。意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坚持全面依法审查、主客观改造表现并重、严格审查证据材料、区别对待这四项基本要求,为案件办理提供了一定遵循。本文重点解读了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关键之举——如何严格审查案件实体条件、实质化审理的程序性要求即如何探索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相关改革,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是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

论减刑、假释程序中的实质化证明

2021年以来,最高司法机关大力推动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而实质化审理的关键是落实证据裁判原则,促进证明的实质化。当前在减刑、假释案件的证明中,存在证据形式单一、证据内容不规范、证据关联松散、证明标准不明等问题;同时,办案机关收集运用证据能力不足、各机关之间配合不畅制约不足等问题,也影响着办案质量。对此,一方面,应当注重过程证据与结果证据的相互印证,提升实体条件证据的证明力;另一方面,应当重塑办案机关的配合与制约机制,保障司法程序正义,尤其要提升刑罚执行机关的证据意识和履职能力,以高质量的证据材料和完善的程序机制促进减刑、假释案件证明的实质化。

权利保障视域下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实质化审理的规则进路

涉及重大立功、“三类犯罪”等情形的减刑、假释案件均需开庭审理,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备受社会关注。然而,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审理流于形式问题沉疴已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中成为“堵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21年底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但该意见多为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并未有效消解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审理形式化问题,此类案件违规违法风险仍然较大。因此,需以受限缩的“权利说”为理论导向,即保障罪犯享有依法获准减刑、假释的权利,同时兼顾被害人的参与权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权,系统优化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实质化审理规则,助推刑罚变更工作去疴生新。具言之,构建庭前全面审查、庭审多元对抗及裁判文书回应争辩等规则,优化证人选取机制,允许被害人、辩护人参与庭审,并明晰调查核实方法。

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思考——以《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为视角

《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标准作出了大幅度调整与优化。结合工作实际,立足于司法检视域,以《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内涵为切入点,宏观上司法检共同参与,微观上刑审督通力协作,从举证、裁判、监督三个维度解析提请质量、审理重点与检察监督三个领域,抛砖引玉,以求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与衍生检察监督取得长足进步。

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存在的矛盾及解决路径

近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监狱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近几年,监狱一些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司法腐败的案件屡屡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我国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杜绝司法腐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监狱如何适应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新形式、新要求,以确保案件质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值得监狱有关部门深思。

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制度的问题及其改进

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旨在解决减刑案件审理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必将也已经对执法司法实践产生实质性冲击与影响。《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虽然体现了执法司法的理念进步和价值追求,但仍未真正聚焦并解决减刑案件审理聚焦减刑实体条件、摆脱“以案卷笔录为中心”、减刑制度体系型缺陷等实质性问题。需要针对减刑的“确有悔改表现”等实质条件展开证据审查,全面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开庭审理模式,聚焦庭审对抗性重构庭审参与各方的角色,以推进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引领执法司法的创新改革。

法治思维视角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制度结构性剖析

刑罚的变更执行是摒弃传统的报应论,倡导新社会防卫论下的刑事政策,严格意义的刑罚变更执行监督主要是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三种变更方式的监督。检察机关对刑罚变更执行活动实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关于刑罚变更执行改革的意见和规定,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的定位和路径在当前法治中国的法治思维大背景下,从基层法律监督机关的角度,结合当前深入推动刑罚变更执行案件实质化审理司法实践需求,拟通过对《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结构性剖析,谈一谈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构建的法治背景、体系内涵及推动落实的后续举措,以期在司法实践各个环节中更好地贯彻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的外在司法制度及内在司法精髓。

案卷移送、庭前预断与公正审判的关系

我国传统上认为卷宗移送主义与复印件主义促成了法官的庭前预断,起诉书一本主义能够防止庭前预断,庭前预断造就了庭审的"形式化"倾向,并衍生出违法裁判。实际上,案卷移送与庭前预断两者之间是一种或然性关系,任何案卷移送方式都无法彻底排除庭前预断,庭前预断是否影响庭审形式化与违法裁判的产生仅限于主观层面的推测,且这种影响即使存在也十分微弱。而且,庭前预断可能产生对被告人有利的后果。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卷宗移送主义便摆脱了以庭前预断防止为中心的主导理念,重点强调对人权保障的贯彻落实。

以程序变革促实体公正——论减刑案件审理的实质化开庭

减刑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刑事诉讼活动，其是刑罚变更执行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减刑案件庭审虚化问题严重；检察机关监督职能较弱，监督不力；庭审中证据规则未得到合理适用等问题突出，造成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等不良后果，因此需要从减刑案件庭审实质化角度出发，利用好开庭审理的程序，以庭审程序的变革促进减刑案件的实体公正。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民主价值、目标与进路

司法民主仍然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核心价值和支撑,要更新形式民主观念,强调人民陪审员的独立思考、获得充分资讯和协商对话。人民陪审员制度要发挥司法功能,塑造司法的主体权威、过程权威、结果权威,提升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认同感,形成司法领域的公共理性,最终实现提升司法公信力这一制度目标。人民陪审员实质性参与审理需要有效的配套保障机制,要细化法官指示和问题列表的内容,制作证据列表,提高法庭审理的对抗性,落实集中审理等庭审原则,建立人民陪审员的自由心证证明模式。

“纸面服刑”:危害、成因及应对

“纸面服刑”破坏法律正确实施,导致刑罚目的落空,容易产生系统性的司法腐败问题。究其产生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罪犯及其家属不能正确认识对待刑罚,干扰司法;另一方面在于司法权运行存在的漏洞和偏差。解决“纸面服刑”问题,要坚持正确的刑罚执行理念,扭转社会观念的偏差;加强司法机关刑罚执行衔接,推动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强化检察机关执行监督,全面提升刑罚执行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