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庭审证明实质化改革的双轨式路径

我国当前的刑事庭审证明实质化改革呈现以卷证为媒介的证明与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并行的双轨模式,既保留侦查卷证与庭审的紧密联系,又希望通过强化庭审尤其是各类证人出庭作证,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实现证据信息的增量,削弱侦查卷证的影响。双轨模式存在结构性、阶段性、技术性与方法论等层面的正当性基础。问题在于侦查卷证侵蚀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决定,证人出庭正常化难以实现,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模式受到以卷证为媒介的证明模式之干扰。作为保留卷证的代偿,改革的重心应向以庭审为场域的证明进一步倾斜,包括传唤证人出庭要件由职权主导转向诉权驱动,构建证人不出庭作证时对笔录证据的采证规则,落实国家在强制出庭作证、证人保护等方面的责任等。

侦审信息阻断机制构建与三原则重新解读——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出路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庭审实质化既是巩固“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举措的关键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我国当前庭审实质化改革中遭遇案卷依赖的阻碍,究其原因是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三原则的误读,以致于产生“流水线”式固化诉讼结构,继而出现庭审依赖案卷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庭审实质化的意义、所面临的阻碍以及消解这些阻碍的对策等相关问题做出妥善处理。这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刻意义。

庭审实质化压力下的事实认定过程——兼论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

庭审实质化改革意在祛除事实重构对案卷的依赖性,要求裁判者依据庭审证据形成裁断。职业法官受限于较低的心证水平,其所承担的事实发现压力上升,参审职权改革后,人民陪审员可以起到补充单一视角、检测异常裁决和分担审判责任的压力消解作用。在二者共同进行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可分为三人庭中创造型的“积木模式”和七人庭中引导型的“拼图模式”。依据模式不同,前者应在同职同权背景下更专注人民陪审员的参与程度,完善分阶段的法官指引;后者则应在分职分权下重视对人民陪审员的引导,细化问题清单,同时重构评议规则。

迈向对抗式刑事卷宗--基于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分析

当下的司法改革致力于通过隔断法官庭审前与卷宗的联系渠道来实现庭审实质化,但实践证明,此种进路的改革削弱了卷宗对于法官判断的全面支撑,导致庭审混乱并损及庭审效能;鉴于阅卷式裁判的制度惯性,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去改造卷宗,并通过加强案卷移送尝试将阅卷式裁判与庭审实质化进行调和,在强化卷宗对抗性的基础上提高法官阅卷的全面性,进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为此需要落实追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的责任,保障律师意见及其他辩护材料全面附入卷宗,借助于卷宗的公开与责任属性强化辩护权的保障,使法官聚焦案件争点,提高庭审效率。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在线表达

刑事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实质内容,集中体现在司法亲历性理念、直接言词原则和庭审程序规则三个层面,具体表现在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辩诉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四个方面。根据场景正义理论和效力等同原则的要求,在线庭审同样应当落实司法亲历性理念、贯彻直接言词原则、适用庭审程序规则。在适用在线诉讼方式时,应当坚持自愿原则,尊重当事人的程序性选择权;在构造在线庭审结构时,应当最低限度保证裁判者的亲历性和证人亲自出庭的庭审实质化要求。

减刑假释庭审实质化的时空重塑

减刑假释庭审实质化是刑事执行正义实现的重要环节,减刑假释庭审时空的错配极易导致庭审角色的混淆、证据审查的局限及审判公开的“空转”等问题。为避免“有名而无实”,应延循“实质化庭审”以解决“实质性争议”的思路,进一步精细化、类型化合理配置减刑假释庭审时空。以时空为路径对减刑假释庭审实质化的程序进行重塑,通过“听证”前置来发现实质性争议进而通过“诉讼”救济来促进实质性争议的解决,此外将监督权后置,发挥检察监督作用。

论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的庭审实质化

随着刑事司法改革地不断深入,“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得到了学界和司法实践的广泛关注。所谓审判中心主义或以审判为中心,是指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其主要表现是庭审实质化。由于庭审形式化是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毒瘤,所以审判中心主义要求我国的庭审从原来的“庭审形式化”过渡到“庭审实质化”,如此才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从转变司法理念、改革庭前制度、重构公检法关系等方面论述,以期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实现庭审实质化的改革目标。

“阅核”制与我国庭审实质化改革

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庭审实质化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而阅核制作为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提高庭审质量、增强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阅核制相关概念出发,分析我国庭审实质化改革现状并探讨阅核制与庭审实质化改革之间的关系,以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论庭审实质化背景下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

律师发表庭外言论是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以及对司法进行监督的重要体现,但在当前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当的律师庭外言论很容易产生消极的后果和影响。我国近些年加大了对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力度,但仍然在行政规制、司法运行和社会影响层面存在较大的问题。依据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庭审实质化改革与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在基础内核层面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前者可以在程序性保障的层面充分发挥律师庭内辩护的实效。基于此,应当在庭审实质化改革当中着力拓宽辩方权利、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同时确保法官独立审判。

论刑事庭审实质化的理念、制度和技术

刑事庭审形式化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须改变庭审走过场的局面,努力实现庭审实质化。庭审实质化改革是我国刑事审判领域乃至整个刑事诉讼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其本质是以公正审判取代不公正的审判,因而需要以司法理念的更新为前提,以制度变革为保障,而不仅仅是庭审技术的完善。只有以公正司法的理念为指导,以有助于实现公正审判的制度保障为条件,以具体展示公正审判的程序和证据规则为支撑,协同推进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和技术改良,才能实现刑事庭审实质化的改革目标。

刑事庭审实质化及其实现路径

在司法行政化、控辩失衡、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等因素的制约之下,我国刑事庭审依然普遍存在走过场、庭下看案卷判案、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虚化现象。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之路在我国仍然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要正确理解庭审实质化的内涵,厘清"审判中心主义"与"庭审实质化"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探讨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实现路径,实现定罪量刑辩论实质化、庭审证据调查实质化和心证形成庭上化。

庭审实质化与鉴定意见的有效质证

"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心在于"以庭审为中心",重在落实"庭审的实质化"和加强控辩对抗和有效质证。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庭审形式化却直接导致了鉴定意见审查的形式化,为解决这一问题,2012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司法鉴定问题有针对性地作了多处重大修改,取得了一定效果。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在保障新的《刑事诉讼法》贯彻落实的同时,需要有针对性地对相关制度加以完善,进一步端正对鉴定意见的认识、落实鉴定人出庭的规定、明确"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法律定位、实现对鉴定意见的有效质证。

行政认定的证据能力--以刑事庭审实质化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行政机关对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有关的事项作出的判断和意见即为行政认定。近年来,其在我国的行政犯罪案件中大量出现并成为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审判机关几乎完全采纳行政认定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其将刑事裁判权部分让渡给了行政机关,并进一步加剧了控辩双方不平等的局面,亦有违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要求。造成上述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一套规范和审查行政认定的证据规则和庭审程序。行政认定作为一种"准鉴定意见",可以借鉴英美法中专家证言的可采性规则以及大陆法中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以行政认定的主体、程序、形式以及对象的鉴真为主要内容建构相应的证据能力规则。而在行政认定的庭审审查程序上,则可以从相关工作人员的出庭以及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上述证据能力规则以及庭审审查程序的建立,将有助于实现法院对行政认定的有效审查。

庭审实质化视野下的证据分析方法多元论

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证据分析方法应当多元化。印证方法是一种证据分析的基本方法,但无法满足以直接言词的审理、实质性证据调查、当庭裁判为核心的实质化庭审需求,因此必须有其它能够充分容纳经验法则的、控辩双方能够充分论辩的、可以及时处理动态证据信息的证据分析方法。故事方法和论证方法也是两种证据分析的基本方法,故事方法可以对被构建为故事的案件事实是否能够涵盖证据,故事情节从经验法则上看是否合理,以及故事整体是否完整、一致、符合情理进行检验;论证方法可以对每个证据的推理链条是否指向同一结论、每一推理环节所运用的经验法则是否合理进行检验。故事方法和论证方法可以弥补印证方法的不足,满足庭审实质化改革对证据分析方法多元化的要求,并且可以从动态证据信息的全面提供、控辩之间的充分论辩、法官心证的及时公开以及对单个证据及整体证据的精细化分析等方面反向促进庭审实质化。

刑事庭审实质化视野中的公诉证据标准

中国学界对公诉证据标准先后进行了两次热烈的讨论,但至今仍然没有澄清其基本的法理逻辑。公诉证据标准的法律设定和实践把握与审判证明标准的类型有根本的逻辑关联,从比较法来看,后者呈现出多种类型,因而,也致使前者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倚重于庭审来解决争议的案件类型对审判证明标准有特定的要求,因此,欲实现我国的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应当改变对审判证明标准的习惯理解,进而改变对公诉证据标准的法律表述与理解,设定相对低于审判证明标准的公诉证据标准,并在拓展证据范围的同时对起诉的证据类型作出必要的限定。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量刑程序完善研究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本质要求,实现庭审实质化必须完善量刑程序。我国量刑程序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法律思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裁决具有较大影响力、未充分体现刑事辩护的价值等问题。需要将定罪量刑程序予以有效区分,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确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拓宽量刑信息收集的渠道、用证据增强说明力,吸收被害人对量刑过程的参与、尽可能还原案件真相才能切实改变庭审虚化现象以期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

刑事庭审实质化研究——以诉讼公开为视角

庭审实质化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艰难的系统工程,而以诉讼公开为切入点研究庭审实质化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诉讼公开的限度应坚持侦查活动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审查起诉阶段则应尽可能公开,但不应过度;在审判阶段应以公开是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诉讼公开视野中庭审实质化的制度建构应坚持有限原则和理性原则,围绕当事人一方以及社会两个层面,把握好尺度,并对相关制度加以完善。

从“形式印证”到“实质检验”——庭审实质化改革中事实认定模式的转变

在刑事诉讼庭审实质化改革中,事实认定模式有从'形式印证'模式到'实质检验'模式转变的趋向,法官对控方证据及指控事实进行更为实质性的检验,而不再是形式化的过场式确认。为使'实质检验'模式成为稳定、成熟的事实认定模式,法院应在诉讼程序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探索案件分流机制,强化庭前会议的实质性庭审准备功能,对庭审举证、质证方式进行改革,扩大审判公开并加强判决书证据说理。起诉状一本主义并非'实质检验'模式的必要改革措施。法官在'实质检验'模式中,应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弥补辩方举证的不足,才能保障对控方证据及事实的检验更为实质化。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证人保护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庭审实质化需要证人出庭作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保护制度,但规则的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该项制度沦为“空转”。证人保护措施应当适用于所有有证人作证的案件;办案机关、证人或者其近亲属都可以成为证人保护措施的启动主体;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四类案件”,应当推定证人或者其近亲属面临人身危险,从而由办案机关酌情采取保护措施,对于其他案件,则应由办案机关裁量是否启动证人保护;证人保护措施的实施,应当遵循“谁需要,谁保护,基础保护不变,新增保护叠加”原则,保护措施的选择,既要体现及时性,也要关注诉讼阶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在审判阶段,应当实现证人保护与被告人对质权保障两方面的平衡。

论庭审实质化的体系化构建——以“顾雏军案”再审为例

落实庭审实质化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的关键,是对复杂刑事案件进行公正审判的必要条件。"顾雏军案"的再审纠错过程,体现了庭前会议制度的运用与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贯彻对于体系化构建庭审实质化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复杂刑事案件的公正审判带来了诸多有益启示。庭审实质化的实现,不仅需要完善庭前会议制度以及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相关制度,更需要刑事诉讼办案人员提升执业素养与办案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