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抓取行为的正当性判断——反思实质性替代规则

实质性替代规则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判断数据抓取行为是否正当的基本规则之一。但是,这一从司法审判经验中发展出来的规则具有误导性,特别是该规则经过抽象而进入到各种规范性文件中时,这一问题尤其显著。实质性替代规则本质上是对同业竞争、直接竞争关系的强调,这不仅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弱化竞争关系的趋势相悖,也没有对行为的正当性有充分说明。实际上,数据抓取行为的本质是对他人成果的利用,在肯定可以适当抓取的前提下,正当性的基础应当以是否超越合理限度为标准;这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判断,充分考虑抓取数据的数量、数据类型以及抓取行为造成的运维成本等因素。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系统论研究

以“系统论”和阶层思维为理论基础的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建构更具有实践理性。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职能系统能在明确行政检察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争议化解方式的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检察机关的主体定位及具体职能。在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过程系统中,检察机关是依权利主体申请或行政主体邀请介入,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限度,介入方式的选择应遵循合法和比例原则。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例系统开发,主要以指导性案例为根据,可以明确其常见难点和突出领域,亦可以提供具体规则和规范意义,进而最终实现“案例之治”。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建构是职能、过程及案例的系统发展。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研究

行政争议的产生是行政管理的必然产物,但行政争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且得不到有效化解,不但有损政府威信,不利于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信互通,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向实质法治迈进的进程,而且会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坚持问题导向,从当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存在的困境入手,探寻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就是要持续推动行政机关合法合理行政、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建构行政争议非诉解决机制、完善法院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机制。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视阈下行政复议前置的二元重构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念应当在行政复议前置的制度运行过程中得到贯彻,主要体现为行政复议前置范围扩张的规范化和行政复议前置案件的定分止争。当前我国行政复议前置的相关法规范存在设定权限过度下放、部门主义倾向严重、内在体系紊乱等问题,因此应当限缩复议前置的设定权限,仅允许法律设定复议前置相关内容。具体而言,在程序法层面,由《行政复议法》设定行政复议前置的专业化解、程序便捷以及重大利益保留的实质性标准;在实体法层面,由其他单行法律作出复议前置情形的具体规定,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的限制作用,适时修订、废止部分现存的复议前置规范条款,以防复议前置范围的无限扩张。

策略性回应还是实质性响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界各国持续关注的重要环境问题。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并推动低碳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减排政策。基于此,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例,采用2008-2019年中国2670家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促进了试点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而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促进了试点地区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但对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不仅对非国有企业绿色创新也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3)相对于市场竞争度较高的市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竞争度较低的市场中能够对企业绿色创新和实质性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4)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融资成本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和实质性绿色创新之间具有中介效应,而权益资本成本的中介效应不存在,这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倒逼企业实施绿色创新和实质性绿色创新。本研究结论为建立更加健全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新育种技术视角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再思考

转基因等新育种技术兴起是创设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的主要原因。EDV制度具有减少修饰性育种、鼓励育种原始创新等价值,我国在新修改的《种子法》中引入了该制度。然而,新育种技术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该制度在实践中面临EDV判断标准难以确定、新育种技术改良成果转化受阻和育种者间利益失衡等困境。应立足于激励原始创新、促进新技术运用和实现利益平衡之三重目的,从设定差异化的认定标准、引入责任规则与再平衡育种者利益等方面调整EDV制度,使该制度同育种技术的发展相调适。我国已开始基因编辑品种商业化,需综合种业市场现状和育种技术发展趋势,制定符合国情的EDV制度实施办法,以推动该制度有效实施,发挥其应有功能。

招标文件与投标文件实质性不一致以投标文件为准的法律分析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确保工程质量,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对于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实质性不一致应该如何处理的方法进行了法律分析,认为在招标文件与投标文件实质性不一致时应以投标文件为准。

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与企业实质性创新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是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以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2007—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了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有利于企业实质性创新,这一核心结论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缓解与行业竞争加剧是试验区设立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的两条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规模较小、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及生产率较高企业,与上述作用渠道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以金融创新与支持产业升级为导向的试验区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布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这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解耦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

中国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的占比较低,但现有研究极少涉及企业社会责任解耦如何影响实质性创新。为此,基于组织解耦理论,从企业借助社会责任解耦策略实施印象管理而非仅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对实质性创新的作用效应进行探究,为解读企业社会责任引致的创新困境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参考。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中356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来自国泰安等数据库的相关数据,采用带有调节效应的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考察重污染行业、管理层权力和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呈负相关。其中,针对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的检验结果支持基于合法性观点的假设而不是基于归因理论的假设,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被削弱;同时,管理层权力增大会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则未得到验证。由此启示,中国需进一步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并通过督促企业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制衡管理层权力过大导致的社会责任解耦策略滥用问题,以促进企业更有效地开展实质性创新。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式,更是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政府实施的双创政策在客户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均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策略性创新之间没有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通过降低企业的治理效率和提升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最终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面临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会更为显著。

策略性创新还是实质性创新?——ESG评分对医药制造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文章以我国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对ESG评分与不同动机下的研发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医药制造企业提高ESG评分有助于促进其实质性创新水平和策略性创新水平的提高,企业的财务资源获取和人才资源获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ESG评分对医药制造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在非国企组中更加明显;对策略性创新的影响效应不受地理位置的制约,但受产权性质的影响。立足于医药制造企业ESG评分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实证关系,文章为提高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植物新品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法理溯源、问题检视与实践探索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的问题。UPOV公约1978年文本向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转化,为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预留空间,实现了对品种权独立保护的突破,而TRIPS协定为各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奠定了基调。我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的修订实施在实证法角度有了理论依据,但在实践领域应着重关注如何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保护该制度的法律依据是否应当扩充等多个方面的规则构建。在保护原始育种者的既得利益的同时,优化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创设该制度的司法解释,为实质性派生品种权利人提供实践探索,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视阈下合理评价原始权利人的权利构造,同时在区块链技术条件中实现植物新品种的信息溯源、利益溯源以及纠纷溯源,探索新模式下植物新品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权利-纠纷解决”现实路径。

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概念澄清与制度设计

新《种子法》引入了“实质性派生品种”这一概念,但法律条文对其内涵的表达仍需进一步澄清,加之植物新品种领域立法理论探索的不足,立法者并未对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做出具体的规则设计。纵览国际公约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立法,可在构成要件上澄清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内涵。而就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构建而言,在认定机制上,需明确原始品种、明显区别、基本特性等关键概念的内涵;在利益分享机制上,应给予上游育种者合理的经济补偿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制约原始品种权人的滥诉;在纠纷解决机制上,要注重不同类型纠纷的分流处理并发挥基层组织的调解功能。

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和路径研究

新时期创新发展不能再只重数量,我国应重视发展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实质性创新”。本文选取1991~2022年我国内地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省级主要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表明:(1)省委书记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省委书记变更通过负向作用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进而抑制了地区实质性创新;(3)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学历和企业工作经历在省委书记变更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用;东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比中西部省份更显著,且影响效果在不同时期随着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加深而不断提高。

ESG实质性议题披露研究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关注并按相关标准编制ESG报告,而实质性议题的识别及确认在整个ESG报告编制中发挥着关键指引作用。本文首先在梳理我国上市公司披露实质性议题时参考的编制标准基础上,总结ESG报告实质性议题的确立程序。其次,以2021年度我国披露ESG实质性议题的37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经过手工收集、Python文本识别、数理统计,得到企业实质性议题词频分类统计表,发现公司最为关注的是职业健康与安全、合规经营、公司治理、员工权益保护、风险管理、产品质量、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进一步地,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的方法,以企业关注度排名最高的前十项实质性议题和参考标准为检验变量,对其进行实质性议题披露和参考标准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在ESG实质性议题识别和确定中所参考的编制标准具有显著差异,ESG实质性议题披露在行业、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污染程度以及企业生命周期方面同样具有异质性。

科技创新激励视角下实质性派生品种监管路径分析

面对种业市场中大量存在的品种同质化问题,中国经过多年的探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订中引入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并在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完善。当前主要的症结在于虽然已经引入此制度,但是尚未进行具体细化,导致无法有效地保护种子原始创新和合理分配创新利益。通过对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立法现状和立法困境进行剖析,基于法经济学视角,提出对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监管不足将导致创新动力不足、不正当竞争以及创新利益分配失衡。构建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监管模式,分析种质资源创新价值的最优配置方案。研究表明:以利益衡量作为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监管基准有利于实现创新保护中的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平衡种业科技创新市场中的创新利益。进一步探明,在实质性派生品种培育人和原始品种培育人之间设置公平合理的报酬分配制度作为对原始品种培育人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的回报,有利于切实保证原始创新的原动力;细化法律制度用于回应育种科技创新,并提高法律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匹配性,有利于形成正向的科技创新激励效应;创设强制开发制度赋予实质性派生品种培育人基于公共利益而产生的强制使用权,有利于构建合理有效的创新利益分配体系。

网络游戏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判定研究——以游戏“换皮”的规制为中心

网络游戏“换皮”现象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司法实践中存在视听作品、图形作品、汇编作品、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保护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等多种规制路径。网络游戏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协同性表达,而游戏“换皮”恰恰就是对该协同性表达的侵占。从著作权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字作品、计算机软件作品对非字面内容的著作权保护,为网络游戏的保护提供了有益启示,对网络游戏的保护应当“穿透画面”。网络游戏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判断,可以在区分思想/表达并过滤不受保护的要素后,基于游戏作品类型和特定内涵进行整体比对。将网络游戏设立为独立的作品类型可以弥合分歧增进共识,激励网络游戏产业发展,同时降低司法裁判成本。

从形式化到实质性:高校学生评教的理性回归

学生评教自国外引入以来,已逐渐成为高校教学评价中的一项常态化工作。然而,学生评教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形式化问题,主要表现为制度设计的形式化、活动实施的形式化、评价行动的形式化。问题根源主要在于高等教育高速发展而忽视了教学内在质量标准,外部评价驱动下的学生评教缺乏系统化设计,以及学生评教中的评价关系错位致使主体价值判断缺乏完备性。因此,高校要回归学生评教的实质性逻辑,在教学行动实践中重构教学质量共识,增强学生评教内部体系的系统性以及与其他评教制度的协同性,进一步厘清评价关系,提升学生评教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股权激励如何驱动实质性创新——外部监督与内部利益协同的双重效应

公司股权激励是否缓解了委托代理问题?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水平产生了怎样影响?以2009—2022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更倾向于进行实质性创新,而策略性创新活动则受到抑制;第二,在中介机制检验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减少大股东掏空行为,并通过增强外部监督,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通过内部利益协同效应和外部监管效应促进了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无卖空机制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股权激励对实质性创新的显著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股权集中度的高低并不会对股权激励的作用产生影响。从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角度研究股权激励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为当前有关实质性创新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