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缺乏实质性技术创新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分析

近年来随着政府各种鼓励企业创新政策的出台,很多受惠企业的非发明专利申请大幅度增加,但发明专利等实质性技术创新成果却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的实质性技术创新差强人意。本文基于古诺模型构建企业进行实质性技术创新的市场竞争模型,并进行蒙特卡洛仿真模拟,描述了企业在市场中进行实质性技术创新的动态竞争博弈过程,以期找到企业缺乏实质性技术创新的市场内生性原因。通过模拟发现其原因主要有三点:(1)率先进行实质性技术创新与跟风创新的企业往往最容易被市场所淘汰,这严重影响到企业进行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的积极性;(2)即使企业创新成功,随着实质性技术创新难度的提高,市场趋于垄断,大部分创新成功的企业依然面临较高的破产风险;(3)相较于初始利润率较高的市场,初始利润率较低的市场中企业的实质性技术创新行为更容易促使市场趋于垄断,因此后者市场中的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积极性更低。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营运资本结构、区域科技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策略选择

基于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财务数据,探讨营运资本结构、区域科技资源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关系。研究表明:区域科技资源配置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均显著正相关;高金融性营运资本结构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与策略性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高经营性营运资本结构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与策略性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营运资本结构对区域科技资源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关系起到显著调节作用。

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52家上市企业数据

以2000~2022年252家中国沪深A股上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探讨其技术创新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区域间技术创新水平呈均等化趋势,但区域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空间集聚特征不稳定;企业成长能力、管理水平及政府补助能提高其技术创新水平,但企业年限、规模、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制约其技术创新;国有及无出口倾向的企业技术创新依赖地区经济,而非国有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得力于政府补助。据此,应深化企业创新协作,拓宽企业融资途径,完善农产品加工企业管理制度,加大政府补助力度,以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质”与“量”的协同发展。

高管团队异质性、税收优惠与技术创新——来自2013~2017年制造业上市央企的证据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核心成功因素和永恒追求,对中国企业更具有特殊意义。本文采用2013~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央企的专利和财务数据,研究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和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高管团队身份异质性、工作职能异质性、隐性薪酬差距和税收优惠都与技术创新负相关。进一步分组分析发现,高管团队身份异质性在轻工业与非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工作职能异质性的显著负影响体现在重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且仅在东部地区成立,在中、西部地区不成立。行业分组和区域分组后,隐性薪酬差距的影响不再确定。税收优惠与技术创新在行业和区域分组后仍然负相关。影响作用由高到低依次为高管团队身份异质性、工作职能异质性、税收优惠和隐性薪酬差距。前期超额实质性创新对后期实质性创新产出具有决定性促进作用,前期超额策略性创新对后期技术创新总产出和策略性创新产出具有决定性促进作用,但对后期实质性创新产出没有促进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吗?--来自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创新质量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本研究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质量,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及控制时间趋势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为正。机制检验表明,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城市政策通过实质性技术创新与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试点政策为企业技术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及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有效激励了企业展开实质性技术创新,进而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试点政策为企业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富含高技术的资本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有助于企业优化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并对创新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其一,基于企业所有权视角,相较于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带来的冲击效应更有利于提高非国有性质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其二,从城市行政级别和功能的异质性角度来看,该政策对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企业的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较大影响。对此,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建设、促进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和形成高质量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不仅需要重视制度政策的驱动作用,同时也需要注重激励性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的冲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