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性正义与程序性正义——关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日益强化和多样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它的威胁。本文回顾了约束自由裁量权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代表性地分析它的内容,并强调了其在中国日益突出的现实意义。然后,作者依据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理论,结合2002年我国铁路票价上浮听证会的案例,提出实质性正义和程序性正义相结合是行政性合理性原则实现的必然要求。

论马克思的实质性正义观及其对新时代的启示

长期以来,正义作为一种调节性、补救性的社会规则已然成为人们竞相阐释的主要维度。资本主义的形式化正义观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的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等特殊正义论域,而未能彰显正义本身的实质性内涵。马克思的实质性正义观以人的自我实现、民主参与、审慎协商为实质性内容,它更好地揭示出了正义的本真内涵及其在实现人之好生活过程中的伦理意蕴。这种实质性的正义观所揭示的深刻内涵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性而更加契合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对正义的现实要求,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

文在寅政府的对日外交困境:原因与影响

文在寅政府执政后不久即大幅调整对日政策,在多个问题上与日本政府陷入争执,最终日本发起韩日贸易争端,两国关系陷入低谷。这个结果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韩日两国产业结构日趋同质化引发的激烈经济竞争,两国在政治价值观上所主张的国家间“实质性正义”与“程序性正义”的矛盾,韩国国内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对文在寅对日政策选项的压缩,常态性和突发性安全问题对韩日矛盾的催化作用,美国对其东亚同盟体系管理不善等。这些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使文在寅政府难以扭转对日外交困局,并最终对韩日关系、区域与全球经济秩序、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