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治理--以实质法治为视角

新冠疫情期间,各种相关谣言不断出现。实际上,这类公共风险谣言反映的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公共秩序之间的冲突,但从倒逼真相与公民监督的角度看,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公共利益间又存在某种竞合。以一种权利本位思维出发,实质法治要求的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既合法又合理,而“前见理论”要求的政府公信力也需要公权力部门采取一种更为柔和的方式来进行谣言治理。在治理公共风险谣言的过程中,政府要更偏向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公共秩序做更多的限制性解释。在此,政府可以从两个路径对公共风险谣言进行治理:一是以事后治理方式审慎认定与处罚公共风险谣言行为;二是基于人民主权及其衍生的公民知情权加大政府的信息公开以消解公共风险谣言。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研究

行政争议的产生是行政管理的必然产物,但行政争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且得不到有效化解,不但有损政府威信,不利于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信互通,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向实质法治迈进的进程,而且会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坚持问题导向,从当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存在的困境入手,探寻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就是要持续推动行政机关合法合理行政、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建构行政争议非诉解决机制、完善法院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机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改革的八个命题

习近平关于改革的法治思想可梳理为八个命题,这八个命题构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揭示了二者的统一性,是改革法治化的思想基础,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则是对改革的法治总要求。在形式法治层面,提出“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先立后破”)和先行先试“要按照法定程序取得授权”;在实质法治层面,提出“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改革程序,提出“要做好改革评估工作”;对改革的法律责任,则提出“要宽容改革失误”与“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管子》的实质法治思想研究

实质论以形式法治观为基础丰富了法治的内涵。从实质论视角看,《管子》有关法治的论述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实质法治观。《管子》与韩商法家对法治形式规范性的思考有相通之处,首先在“以法而治”的意义上将法治做工具性表达。受黄老和谐思想的影响,为追求国家治理的合理正义性,《管子》认为法治形式规范性应当与其他实质价值相结合,共同发挥治国功能。“国富民富”的经济目标指向实质结果公平,打破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单一价值;制度化的道德成为对法治的规范性补充;而民众意志实质限制了法治的内容。

综合法治论——兼评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

在法治理论中,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形成不同的两极。形式法治论,只关心法治的形式要件,但不考虑法治的实质内容和价值目标。实质法治论,不仅要求法律要合乎形式要件,更要合乎实质内容。真正的法治,既不是形式法治,也不是实质法治,而是两者的综合;与此相应,真正的法治理论既不是形式法治论,也不是实质法治论,而是综合了形式法治论和实质法治论的合理因素和优越之处的综合法治论。

以实质法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通过实质法治所要求的价值因素作为桥梁,得以在法治理论的框架内,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在于何处。在这个思路下,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都是对法治背后实质性价值的要求,即要求这个价值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也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现的价值秩序也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一个以基本权利为思考起点的进路。

魅力法治所衍生的苦恋——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思维方向的反思

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是法治的基础,实质法治只是一种对机械司法的纠偏措施。但在我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很多政治法律人却试图超越形式法治的束缚,追求更为理想的、能够与时俱进地适应政治要求的实质法治。从世界法学思想的发展趋势看,在对法治弊端的批判与反思中,形式法治理论正在走向式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应该超越形式法治,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之路。如果真的想实现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提升,就必须警惕实质法治的反法治倾向。在整体性中国文化之下,我们没有经过一个严格法治的阶段,现在需要用法律方法提升法治的整体水平。但是,这种追求法治的良苦用心常被误解,正在上演一出法治论者对人民表达忠诚的苦恋。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我国法治转型现实课题的法理解析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是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宪政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我国在实现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现实问题,突出的表现为法律理念的更新不彻底;法律意识的培育不成熟;规制国家公权力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实践中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关系的价值取向有偏差。认识并解析这些问题,为探究一条符合法治化目标要求的改进路径奠定基础,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面临的紧迫的现实课题。

实质法治、形式法治与中国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 ,实质法治论是一种较为妥当的理论 ,形式法治论有一定的缺陷。但是相对于单一的实质法治论 ,本文主张多元的实质法治论。本文认为 ,并不是只能够存在一种类型的实质法治 ,法治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 ;在一定条件下 ,不同性质的法律、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文化都可能为法治的实行提供基础和条件。中国选择了实质法治理论指导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目标不仅是通过完善一套形式性的法律制度以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 ,而且是通过这套制度以推进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

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进路

法治既是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是理解法治这个综合性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阶段,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人权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实质法治正在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

超越: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实现体育强国目标对体育法治建设的时代呼唤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是法治理念的对立统一。一直以来形式法治是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主导。实现体育强国目标对体育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超越。以人为本、和谐体育和体育可持续发展是体育强国目标的主要内容,它们所蕴涵的体育权利、公平、正义价值诉求具有重大法律意义。为了回应体育强国目标,体育法治建设应该在以下诸多方面做出努力:突出正义价值的首要位置;进一步完善体育法律体系;合理配置政府权力;加强体育法律文化培育和加快体育行业自治建设。

实质法治与信任

信任是社会最重要的整合机制之一。没有共识和信任,人类将不可能建构持续的社会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法治是保障信任形成和维持最核心的制度体现,但生活中必然存在法律规则无法涵摄到的行政领域,法治不可避免地需要将价值衡量融入法治的个案判断中以填充法律漏洞、实现个案正义。但在实质法治时代里,信任的生发无法完全依靠无所不包的法律条文,也无法单纯依靠政治家的道德观和责任感,只能通过自治的方式通过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开创新的法律、新的道德、新的信任模式。

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初探

自回归以来,围绕香港法治实践的激烈争鸣,可简约为"法治一元论"范式下的形式法治主义者与实质法治主义者之间的博弈。"法治一元论"难以准确地解读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利于凝聚港人的法治共识。依循"法治二元论"范式下的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既可有效地调和相互冲突的法治观念,又能确保香港法治的良性发展,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本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中国应当采纳国际通行的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标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固然具有认识价值和重要性,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才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

从税法解释角度论“实质法治”与“税收法定”

如何理解实质法治与税收法定的关系并将之贯彻到具体税法实践,是我国税法解释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本文从实质法治与税收法定的矛盾入手,对税收法定的内涵进行了重构,并就如何对税法解释进行实践处理提出了建议。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对我国民族和谐的法律基础的考量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既代表了不同的法治理念,也代表了不同的法治阶段。实现民族和谐,其法律基础在于法治的实现,而法治实现的进程则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只有实质法治的实现,才能为建立民族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兼论法治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区别

根据法治的价值内涵的不同,可以将法治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大类。形式法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就是法律之治;而实质法治则是价值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必须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在价值内涵上,实质法治和宪政主义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宪政主义构成了法治主义的价值本质。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类型取向

法治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声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由于我国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在建设法治类型上产生了分歧。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目标,推进法治化进程。

税收法治的实质界限:审查标准与操作

税收法定原则阐释了税收法治的形式要义,却不足以证明法治的实质内涵,无法证明税收立法本身的正当性。而比例原则作为审查法律合宪性的重要原则,虽尚存争议,但其主张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衡量,正契合了税收法治的实质要求。在比例原则的适用中,税收立法所欲实现的公共利益应符合宪法要求,当具体税种与对应公共利益的直接关联难以确立的情况下,可以逻辑推导出对政府单项财政支出的合宪性考察,即是对税收立法目的之实质审查;在对税收手段的审视中,只有通过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测试的税收立法才符合正当性的标准。

论实质法治的实现——品公务员法第54条

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务员关于自己在上下级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存在着对手、助手和把手三种情形。了解上级决定或者命令的意图后,公务员可能会认为上级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认为上级意图有错误后提出或者不提出意见,以及发现上级决定或者命令明显违法时拒绝执行与否,都是在相应制度背景之下,公务员基于不同角色权衡权衡利弊得失后的结果。配套制度缺位或者配套制度忽略对不同角色定位时公务员行为动机的利害关系分析,只要上级决定或者命令明显违法并系公务员执行方得以在社会生活中上演,公务员就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是与实质法治精神相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