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为止:证据不足不起诉后重新追诉的法律控制

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后,检察院重新发动追诉存在恣意倾向,可能对程序的安定性有所削弱。规范演进过程显示,恣意风险植根于规范价值定位、不起诉种类界分和司法解释越权续造等复杂因素。对重新追诉进路作类型划分,明确规制重心为“发现新的证据”和“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两类事由。对此,应遵循《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69条确立的有限实质确定力,对“新的证据”和“确有错误”进行法解释学限缩,通过公诉审查程序实现过滤。其中,“新的证据”须同时符合崭新性和显著性特征:前者要求证据在决定不起诉前未被检察官发现,通过比对证据卷记载内容加以判断;后者强调证据必须足以推翻原不起诉决定,排除区分此罪与彼罪、证明量刑情节的证据。为保证独立要件不致被虚置,“确有错误”宜排除仅可归咎于检察官之事由。《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应当秉持“以精细立法助推精密司法”的理念,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后重新追诉实现更进一步的法律控制。

论合宪性审查决定的普遍约束性及其限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混合权力主体,兼享释宪权和立法权。其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是行使宪法明确赋予的释宪权的结果,包含了宪法解释,具有普遍约束性,不同于普通的立法和决定。但是对于同样享有涉宪性权力的全国人大而言,审查决定仅约束其立法活动,不约束其通过行使修宪权而进行的宪法监督。对于常委会自身而言,审查决定除非在实质确定力的范围内遮断后来的审查申请,否则不以先例的方式排除常委会修正有关宪法解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宪法本身的至上地位,保持宪法规范的生机活力,保留最优化宪法解释的可能。这种有限度的普遍约束性,有利于协调合宪性审查和民主立法这两种释宪场域间的张力,使合宪性审查决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而形成稳定而又具弹性的宪法秩序。

行政行为确定力研究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即为对行政行为的不可争力和不可改变力。行政行为一般都具有确定力,但却是相对的。行政行为的相对确定力,是由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决定的,是行政行为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以及稳定已设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

德国行政行为撤销的理论及其立法评介

1976年5月25日颁布的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吸收了德国行政法在行政行为撤销方面的司法实践成果以及理论,在其中第3章第2节分别规定了行政行为的撤回(Ruecknahme)及废止(Widerruf)。本文拟基于该法律,对德国有关行政行为撤销的理论和立法予以评介。一、行政行为撤销的概念与无效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撤销(Aufhebung des VAs)是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