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补助对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

针对政府研发补贴在装备制造业中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结合锦标赛理论,阐述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机制。根据2011—2021年中国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企业绿色研发投入作为调节因素,研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果,而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定阈值范围内,政府研发补助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激励作用,但超过该阈值则会起到阻碍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政府研发补助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样,大规模企业相较于小规模企业,政府研发补助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

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实质性创新绩效——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强度补贴会显著降低政府R&D补贴的正向作用;民营经济比重的上升则有助于政府R&D补贴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2000—2018年,仅2005、2011和2013等三个年份的补贴强度过高,2007年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均处于合理区间。分区域来看,补贴强度过高的省份多达12个,且大多数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民营经济比重过低的省份有7个,且大多数位于西部地区;补贴强度和民营经济均处于合理区间的有北京、天津、河北等14个省份,而两者均处于不合理区间的有山西、江西、湖北等5个省份。因此,合理设置补贴额度、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优势,是真正发挥政府R&D补贴作用、实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高校学术治理的双重绩效与同行评议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高校治理绩效提升为基础,而高校治理绩效的一个核心表征为学术绩效。高校内部学术"善治"应有双重绩效标准,一是追求投入产出比的效率,二是追求目标达成的效益。前者可谓之形式学术绩效,后者则是实质学术绩效。当前高校学术治理中过度追求短期量化产出的学术绩效考核,偏重于形式绩效,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阻碍了内涵式发展。同行评议作为一种学术治理工具,在国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化,已成为一种"最不坏"的学术评价制度,它客观上促进了学术治理绩效的提升。为提升学术治理实质绩效,依靠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和政策举措,完善学术同行评议及"反四唯"的适时之举。

优绩主义能促进大学高质量发展吗?

高质量发展既是大学回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大学自身现代化进程的主动选择。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学的形式与实质绩效协调产出,以追求提升各利益相关者福祉的实质性贡献。然而作为社会精英统治的普遍整体意识形态与个人生存策略,优绩主义已全面渗透到大学内部治理场域,在激发行动者外在动机的同时存在一定负面效应,难以真正促进大学高质量发展:过度激励学术产出,助长形式绩效的繁荣;遮蔽科研实质绩效,导致基础研究边缘化;助推学术生态内卷,侵蚀大学“学术共同善”。鉴于此,大学治理应限定优绩主义,通过如下路径推动大学高质量发展:强化对绩效的实质性评价,促进双重绩效协调产出;塑造大学理性绩效文化,打破学术生态低效内卷;限定优绩的核心伦理,关注公平,构建大学“学术共同善”。

中央企业职务发明产权重组的制度创新合法性研究

基于制度创新视角,以4家中央企业典型项目为案例研究对象,考察了职务发明产权重组获得合法性的机制。研究发现:(1)自上而下的职务发明产权重组需要从"形式绩效"转化为"实质绩效",这一转化面临认知障碍、操作障碍和适应障碍;(2)克服障碍的主要措施有意义建构、灵活选择和关系重塑,以此获取职务发明产权重组的认知、规范和规制合法性;(3)3种合法性的获取具有内在联系,通过序贯正向循环保障职务发明产权重组的实质绩效实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职务发明产权重组中的合法性获取模型,揭示了自上而下制度创新合法性获取的特殊机理。

以事件为中心:中国网络治理的基本模式

在中国网络治理实践中,网络事件通常被视为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从而形成了一种"以事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同时,由于中国改革深水区与网络社会的"相遇",使现阶段中国网络事件表现出高频率和高烈度的特征。从冲突论的理论模型来看,中国网络事件高频率、高烈度的基本特征使网络事件失去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并导致社会信任体系的撕裂。就治理效果而言,目前的网络治理存在一种治理结构上的错位,即"以平息事态为标志"的形式绩效无法解决社会信任体系的撕裂。因此,"以事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变革:在治理理念及其目标定位上,用"以避免社会撕裂为核心"的实质绩效取代"以平息事态为标志"的形式绩效;在治理措施上,从侧重于技术手段的信息阻断干预机制转变为侧重于制度化建设的信息披露干预机制。

新制度是如何落实的?——作为制度变迁新机制的“通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常见的现象是,一项"自下而上"经过"变通"机制被创造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者直接由中央或某级地方政府进行的制度创新,往往要经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或改制运动"自上而下"推广下去之后,才能最终由"文本"变为"现实"。本文通过对笔者在过去10年中所观察的"改革"运动中3个案例的讨论分析,利用"通变"这一概念,分"形式绩效"和"实质绩效"的达成两个阶段,详细探讨这一现象中所蕴含的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和过程。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企业边界分析

已有文献对企业边界的探讨一直在产权理论与不完全契约理论下展开,由于其假设的非现实性,难以对并购等企业边界调整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本文在詹森等人工作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分析了企业边界的变动情况,提出企业具有经济边界和组织边界两重边界,通过构建基本模型说明股权分散型公司中企业边界的调整由拥有经营管理权的企业家实施,其调整是企业家才智的体现并由其独立操作。扩大经济边界会增加代理成本,需要必要的治理。组织边界的调整需要股东同意并受治理环境的制约。存在大股东的企业中企业边界的调整则由控股股东或其代理人实施,没有政府干预时企业家会通过边界调整实现企业增长;当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增加时,企业家调整企业边界的激励会被扭曲,其经营才智会偏离生产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