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逻辑并非法治之“伤”——兼与陈金钊教授商榷

不可否认,在目前的法学研究和法律适用中,的确存在看重实质逻辑的现象,而且通常都会把它放在形式逻辑的对立面,这难免会对法治建设产生不利后果。关键问题在于,单方面强调形式逻辑,通过重新定义法律概念的方式,矫正以往"带伤的思维",并不一定可以促进法治建设的完善。其中,形式逻辑与实质逻辑其实未必矛盾,而且实质逻辑对法律外部价值的引入,已经通过基本的形式逻辑对逻辑的适用对象进行了一次逻辑适用。我国法律概念主要来自对西方概念的移植,此种事实决定了我国法律体系在未来仍需保持开放状态,以便对法律概念进行建构和修正。唯有如此,才可以夯实现代法律在中国社会生长的根基,加速法律体系的独立与完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实质与逻辑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国家发展战略转变,国家治理转型、经济体制变革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安排变革,变迁的逻辑是供给主体呈现多元项辨证发展,筹资制度体现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重要区别,决策制度要求由集权的"自上而下"向民主的"自下而上"决策转变,生产管理制度反映由"自我生产管理"向"公共生产管理"发展。

增值税“三流一致”的形式和实质性逻辑质疑

随着信息化时代新型商业交易模式的不断创新,传统增值税"三流一致"的要求已经在形式与交易实质性逻辑上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通过分析"三流一致"和虚开发票的内在联系,对代购(代销)行为、企业所属机构之间移送货物行为、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总机构统一收取货款和开票、总公司或分公司统一支付结算货款、代垫运费、债权债务抵销等七种商业交易的实质性逻辑过程进行解析,认为"三流一致"的要求已与现实交易模式发生了严重背离,应从"实质课税"精神出发把握"三流一致"。

论环境权的法治逻辑

我国环境立法与政策已经具有大量的"环境权益"、"环境权利"保护规范,但未形成统一的环境权认知,作为一项普遍被承认的人权,主要依赖国家保护并未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学界对环境权的既有研究主要从法律性质、主客体、内容等方面展开,理性主义的概念化特征明显,未认清环境权的问题导向。历史上看,生产经营性利用的环境资源均是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将原本个人利用以资生存部分腾挪于企业的过程。特定社会范围内确立这种生产性转化正当性与限度的环境利益分配,是环境权成立与展开的现实背景,环境资源的用途分配是环境权的问题导向。因此,应当更新对环境权上利益关系体系的认识,认清环境权具有"本体性环境权(公民)-调节性环境权(国家)-工具性环境权(领先经营者)"的逻辑,才能达成生态规律与法治要求相契合的统一认知。

法律逻辑学科的法治意义及教学改革对策研究

法律逻辑学科在最近三十多年中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也面临着知识体系不够完整、学与用相脱节的问题。法律逻辑属于交叉学科,也属于应用学科,其知识体系中包含的形式逻辑发挥着"固法"的价值,实质逻辑发挥着"活法"的价值,二者相辅相成。这就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站在法治建设的高度,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必须保证法律逻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兼顾形式逻辑与实质逻辑,同时,以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为主旨,改革教学方法。

论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是辩证思维,具体地说,是辩证思维形式。区分辩证思维和普通思维的标准在于思维主体的水平,同样,区别辩证思维形式与普通思维形式的标准也在于思维主体的认识水平,而不在于思维形式的结构。辩证逻辑是认识史的总结、客观现实辩证运动的反映。是否联系思维内容去研究思维形式,是区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一个重要标准。辩证逻辑作为逻辑,具有与哲学不同的性质,它不同于哲学,不能混同于辩证法,却与哲学不可分离。

证伪主义的再度审视——兼谈证伪与证实之逻辑路径

证伪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在科学、哲学乃至社会各界广受关注并被一再引用.重新审视其产生实质、演变过程、内在逻辑机理并予以科学评价,是我们正确对待理论,正确运用理论的前提和保障.

如何认识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近年来,西方学者渐渐放弃"中国崩溃"、"中国威胁"等论调,而代之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话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日益蔓延深化和中国国内重大庆典相对集中的大背景下,"中国模式"一度成为西方舆论热议的焦点。但是,他们在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以及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和未来发展等问题上,仍然争议不断。全面分析西方舆论的几种表现形式,正确把握他们的主要观点、分歧及其争论背后的原因和实质,有利于我们从思想认识和国际话语上作出适当反应。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二元逻辑及其展开

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生态文明演进中经国序民的良法重器,有实质与形式二元面向。一者,以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为目标,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二者,阐明指引法律解释、发展法律规则、促进司法治理的可能路径,拘束恣意与无序,发挥体系化粘连功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可以借助实质逻辑主线与形式逻辑主线予以展开。通过借助节约优先、保护优先与自然恢复为主的实质逻辑主线,统筹资源管理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以生态保护融合自然资源与污染防治立法,实现既“避害”又“趋利”;借助权力一权利两者关系结构的形式逻辑主线,呈现事后救济、危险预防、风险预防与独立价值选择四类型规范。

法律逻辑研究三十年

我国的法律逻辑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些逻辑学家基于逻辑的应用,开始对法律逻辑予以研究,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应用形式逻辑的原理、原则来解说司法实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法学家在法学研究由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背景下,开始关注法律逻辑,主要是对形式法律逻辑,尤其是司法三段论的批判与反思,强调法律推理中的实质方面。但是,由于理解过于宽泛,法律逻辑同一般方法论、修辞学等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对于人们一般所理解的研究思维形式结构的逻辑被消解了。本世纪以来,法律逻辑走向多元,非形式逻辑成为研究重点。总的来说,我国法律逻辑研究依然处于较落后状态,诸多争论本质上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的。

论证据学的学科定位

神示证据制度后,西方国家选择的基本证据制度就是法定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的本质就是法律制约证据,这就是历代立法中犯下的最大错误。这一错误颠倒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践踏了证据的客观属性、把证据问题人为地变成了法律问题。证据学研究证据及其规律,而证据及其规律都是事实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证据学研究证明及其规则,而证明及其规则都是认识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由此来看,证据学根本不是法学。证据学是着重从实质层面研究证明的学问。逻辑学是从形式层面研究证明的学问,被称为"形式逻辑"。证据学就应称为"实质逻辑"。"实质逻辑"就是证据学的学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