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教育改革中的实质非理性现象分析

本文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教育改革的背景和内容的研究,梳理出了此次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实质非理性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原因分析,目的在于对相关的教育改革有所促进。

论中国传统法律的理性——从韦伯的“中国法”问题说起

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引起了西方汉学界和东方法学界的关注。他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对法律进行类型化比较研究,将中国传统法律定性为"实质非理性",引起了不少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定性是其囿于史料的误读,还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故意为之,对此问题的研究学界各抒己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韦伯对形式理性的法律做了明确的界定,而对实质理性法律的界定模糊不清;另一方面是韦伯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理性"一词时,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就上述问题,有必要基于韦伯的"理性化"思想,从韦伯的"中国法"问题出发,分析"理性"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内涵,检视中国传统法律的理性及其限度,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反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法律与社会——论韦伯形式合理性法律思想

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种特定保障措施从而有可能在经验上有效实施的“秩序”。他把法律分为形式合理性法律、实质合理性法律、形式不合理性法律和实质不合理性法律,并认为只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才能给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空间和自由。同时,他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形式合理性的,而非西方世界国家的法律都是实质不理性的。韦伯的法律思想是一种理想类型,脱离了社会背景,忽视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彰显的只是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中国清代法律制度的实体理性特征——以马克斯·韦伯的法律思想为背景

关于中国法律制度的评价，最早来源于马克斯·韦伯的法律思想，马克斯·韦伯强调形式的理性法律，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与其相反的法律，即实质的非理性法律。那么中国的法律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本文试以中国清代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对马克斯·韦伯的法律思想进行一定的论辩，从而进一步揭示和阐述中国清代法律制度具有的实体理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