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实践总体性的基本构成与重建路径

如何反思和变革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相契合的管理行政,加快建构服务型政府,是当前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任务之一。结合马克思哲学关于实践总体性的认识,基于服务型政府的构想,可以提出一个关于公共行政实践总体性的分析框架。公共行政实践的总体性不仅由其内在的四个基本维度即技术性、道德性、阐释性与批判性所支撑与维系,同时也外显为人本的实践、反思与辩证的实践、社会—历史的实践和持续变革的实践。探索与揭示基于实践总体性的公共行政实践之基本生成机理与行动图景,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变革路径,是未来公共行政理论与实务界需要共同合作的努力目标。

论实践的总体性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基础

马克思从实践的总体性来理解人的总体性,以在实践方式变革的基础上不断生成着的人作为政治哲学的逻辑根基,超越了以抽象的人性假设作为逻辑基础的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开创了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学说,对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性要求和特征

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和方法从社会总体性、实践总体性、方法总体性和人的总体性四个方面从整体上规定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特征;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性要求和特征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和方法。二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共同实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态良好的系统目标。

理论、制作与实践:实践的完整性

对实践的不同理解导致哲学史上形成两种不同传统的实践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观表现为偏重道德与政治实践而贬低制作。培根转变了对实践的理解,他用科学、技术相融合的制作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成为实践的首要内涵,这引发了现代性和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总体上看,两种实践观传统都把生产性活动与自由的道德活动对立起来,都割裂了人类行为的完整性。马克思实践哲学摆脱了非此即彼的逻辑,克服了实践与制作的分裂,创立了总体性实践观。总体性实践观建基于劳动,通过劳动的自然与规范的双重意义,引申出主客关系与主体间关系,使体现主体间关系的自身目的性的活动(实践)与体现主客关系的单纯手段性的活动(制作—技术)统一起来,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从而超越了传统实践观。

传统实践哲学前提转换与实践的总体性

传统实践哲学奠基于一个根本前提,即理论、制作与实践的分离与对立,这一前提产生于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命题的破解:它使实践从理论性知识怀抱中分离出来,使实践哲学从理论哲学(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然而,这种分离和对立却导致传统实践理论的内部矛盾,马克思所创立的“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第一次转换了实践哲学的根本前提,使劳动实践成为总体性实践。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思想,以现实的劳动实践活动代替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抽象活动(精神的劳动),进一步提升了劳动对人的意义,使劳动成为人的普遍本质。在此基础上,劳动成为理论、制作和实践的统一。可见,这种新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实践即“现实”。因此,不能把实践理解为一种从生活世界中抽象出来的某种行为,实践就是人的完整的生活世界。

国家视角中的意识形态与现代世界

意识形态在现代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够在不同的现代社会系统中凝聚共识,起到塑造不同群体、构建与群体相配套的总体性信念并引领具体实践的功能。意识形态还能同现代国家形制的诞生和存续发生密切关联。作为总体性实践理论,国家意识形态不但在国家的统一、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维系共识的功能,还能有效地引领国家范围内的总体性实践。不过,由于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拥有最高主权地位,国家意识形态对于特殊性的坚持也是引发国家间分歧并造成某些世界性纷争的根源。理解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和相对独立性,解析其理论构成环节,厘清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分歧的层次,并据此构思一些可行的超越途径,是促进现代世界趋向美好未来的重要理论工作。

马克思哲学是劳动哲学──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的思考

实践哲学以实践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或核心范畴,实践范畴在实践哲学研究中渐次显现出总体化的趋势。但是,随着新世纪中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研讨的深入,我们发现总体性实践并不具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性范畴的功能。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基本内涵即是物质生产劳动。正是在劳动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开拓出存在论中的生存论路向,实现了哲学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创立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追寻着马克思哲学中劳动范畴展开的逻辑,将会达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