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民俗学视野下艺术乡建中的民俗传统

“回归生活实践”是中国民俗学界的重要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和艺术学学科的社会转向,大批艺术乡建项目落户乡村,民俗传统成为其艺术乡建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因此,以实践民俗学的视角进行艺术乡建研究,强调“行动”在“实践”中的作用势在必行。文章基于民俗传统在不同艺术乡建村落中的具体应用,探讨实践民俗学视野下艺术乡建过程中民俗传统的社会功能。

回返《捉妖记》的生活世界:一种实践民俗学的考察

从实践民俗学的视角考察《捉妖记》发现,影片中的好妖被赋予逍遥、纯真、干净的意义,符合现代社会大众心理认知和审美要求,因此获得广泛认可。影片解构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将妖置于与人平等的地位,表达了影片对现代人的生活、行为方式的态度,即追求人与万物的和谐,不被物质利益诱惑,在逍遥与无争中发挥人的能动性。

实践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理念

中国的实践民俗学者没有直接接受德语地区民俗学的"日常生活"概念,而是先从胡塞尔和康德的哲学立场反思这个概念的理论前提和实践条件,把它从理论概念转变为实践概念,进一步彰显日常生活研究的中国问题。实践民俗学者认为,只有在以生活世界为先验基础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看见完整的人,才能相信普通民众完全有能力把实践法则当作民俗实践的理性目的。这是实践民俗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日常生活时的最大不同。只要民俗学研究"民",它的题中应有之意与不容回避的核心问题就是:在日常生活的民俗实践中"小民"能否和怎样成为"大民"、私民能否和怎样成为公民。

“表演的责任”与民俗学的“实践研究”——鲍曼《表演的否认》的实践民俗学目的-方法论

本文将鲍曼关于"表演者对表演的否认"的田野经验,视为实践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事实表象起点(而不是概念表象起点),并通过对在田野经验中呈现的民俗现象的条件还原的"理性的实验"(康德),指出,鲍曼的表演"职责/责任",不仅仅是对民俗现象进行归纳而得出的经验性概念,同时也是对民俗现象的发生条件给予先验阐明而演绎的先验理念。本文尝试将康德基于先验逻辑的论证方法(而不是自然科学式的仅仅给予一个理论性命题以经验性论据的证明方法)运用于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以达成民俗学的实践目的论(先验理想)与知识方法论(先验演绎)在操作(实践判断力)层面的综合统一的有效性。笔者认为,面对自由的人(民)的自由的生活(俗),民俗学者只有站在实践研究的范式立场上,才不会把"表演"、"语境"、"职责/责任"等也可以属于实践民俗学的意志论理念,单单用作理论民俗学的认识论概念,从而避免民俗学的"理性的误用"。

实践民俗志与女性民俗研究的一种可能性

今天的性别冲突已非改革开放之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向由礼制典籍、法律和民间习俗三位一体地实践着的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开刀。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过去作为一套礼制并由法律做保障的父权制,已经不再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但它并未消失,它通过具有模式性和重复性的民间习俗实践,继续作为一种被内化为常识的"社会性别观念",结构性地影响着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我们当下面临的许多性别纷争,恰恰是少数接受了新的社会性别观念的人和大多数仍抱持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人之间的观念冲突。因而,要深刻理解这些性别纷争,研究者就必须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场域中,去探寻那些正在被实践着的民间习俗如何型塑了人们的社会性别观念。

实践民俗学视野下的“神话主义”

尽管"神话主义"概念开拓了神话研究的传统视野与既有领域,从某些方面澄清了神话在非遗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的功能延续与变异过程,但它在本课题中仍然没能真正变成一个实践概念。作者的实证研究立场不仅没有突显真正的主体性和普通人的自由意志,也未能彰显神话主义实践的本质特征与理性目的。只有在实践研究层面才能更直接地触及中国现实的根本问题,才能更好地彰显神话主义实践的当代意义与社会价值。

实践民俗学视角下婚俗中的礼数——以陕北南部富县近县城地区婚礼为例

民俗事象视角下的婚俗研究多集中于挖掘婚俗的起源、变迁以及历史文化意义。在实践民俗学研究视角下,更多是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俗进行整体研究,同时关注民俗实践主体的存在。通过对陕北南部富县近县城地区的婚俗研究,发现婚礼过程中实践的个人之礼是婚礼得以顺利举行的基础。现代社会下“礼数”在作为人与人交往之准则时,在婚礼中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来源于传统价值观规束下的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建立的“礼数”;另一种则是以现代平等尊重观念为道德准则建立的、广泛存在于朋友、同事等社会关系中同的“礼数”。生活中人们在坚守传统之“礼”的同时,对于新“礼”并没有体现出极大的抗拒,并试图将其合理化,“位置”便可以体现出人们对“新礼”与“传统之礼”的一种调和。

对话与交流式民俗志的书写及思考--师公韦锦利与民俗研究者合作的“实践民俗学”研究

实践民俗学就是面向交流实践的民俗学。作为民俗研究者的笔者采用“请当地人说话”的田野作业方式与作为民俗传承者的师公韦锦利展开了对话交流实践,师公韦锦利围绕壮族师公文化馆以及相关学者、官员的交往经历撰写了个人叙事文本,笔者引用了“主体、主脑、主导”等系列学术术语列为题目,并将学术术语与当地人话语以尾注的形式予以辅助说明,章节题目与民俗传承者的个人叙事内容构建成一组对话。“对话与交流式民俗志”是民俗志书写方式的一次尝试,邀请当地文化主体参与民俗志的表述,努力做到实践民俗学的理论与当地民俗内部知识的有机融合,使民俗志及其书写过程成为一次促进民族民俗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自觉行动。

实践民俗学视野中的“民”与“俗”

当民俗学脱离仅仅从事象角度被探究而进入实践领域之后,民俗学视野中的“民”与“俗”也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俗”不再被理解为一种静态的物,而是被纳入到实践场域之中成为表达“民”的意义符号。“民”与“俗”也不再是二元对立的主体和客体,两者在实践场域中逐渐融合在一起。“民”透过“俗”显示自身,“俗”融入在“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被建构。人在自身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构建出“俗”,使“俗”成为反映“民”思想意念、价值观念、生活特质的途径。

“俗人所欲”的实践民俗学推论

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在《释名》中说:“俗,欲也,俗人所欲也。”从民俗作为“俗人所欲”的根本属性及其哲学还原重新出发,构成实践民俗学方法论从认识转向实践的一个关键步骤。也就是说,提出实践民俗学的原因以及实践民俗学为何写、写什么、为谁写,以及谁在写等基本方法论问题,都可以从“俗人所欲”的本相和本原中推论出来。

实践民俗学专题

近年来,吕微和户晓辉提出“实践民俗学”的主张,并在专著、论文和讲座中做了一系列论证与阐发,试图为民俗学重新进行哲学奠基。我们不是为了给中国民俗学增加一个学派,而是为了返回学科在时间上、尤其在逻辑上的理论起点并重新出发,让一些被学科传统淡忘的基本理论问题重新映入眼帘,尤其是让以往很少被提出而在当代必须被提出和回答的实践问题浮出水面,让我们意识到学科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范式危机,甚至在于“民俗学从来都没有直面过自身的基本问题”。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人是目的:实践民俗学的伦理原则

中国民俗学会拟制订的伦理守则不是单纯的行业规范和操作指南,而当是具有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的实践准则,因而需要一条不可或缺的伦理原则,即在把任何人当作手段的同时一定也要当作目的(包括其自身的目的和作为人类的理性目的)。舍此,伦理守则就仍然停留在任意层面,还没有或者还不能达到意志层面,也就仍然无缘于自由的目的王国。缺乏伦理原则的伦理守则很可能仅仅是康德所谓技巧的规则和机智的建议,因而难以具备真正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

两种自由意志的实践民俗学——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与概念间逻辑

通过对民俗学的偶然性知识谱系与必然性观念联系的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综合还原,回溯到作为理性科学的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起点即人的理性整体性,并由此出发推导民俗学的理论研究范式与实践研究范式,不仅是中国民俗学应该关注的基本问题,也是世界各国为重建民俗学的学科理想而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

当代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兼谈实践民俗学的知识生产问题

当前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是知识生产危机。面对社会转型和生活革命等现实问题,民俗学难以提供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有效解释或解决方案;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世界民俗学进行对话时,难以提供对等的理论体系和话语工具;在社会大众认知方面也很少提供较有深度的专业知识。这些都是学科危机的现实表现。围绕民俗学学科危机,不少学者基于不同表述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探索,其中实践民俗学是近些年来较有研究活力的学术概念。尽管目前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但实践民俗学在知识生产层面的学术潜力已日渐显现。结合现代性反思并继续深挖实践民俗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和生产机制,对于纾解民俗学学科之困有莫大助益。

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实践民俗学的愿景

与其他博物馆相比,民俗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去精英化色彩和平民化倾向。恰恰在民俗博物馆里,民俗学最初的两种实践动机——自由民主的浪漫理想与经世致用的现实诉求——不仅可以得到认识的统一,而且应该得到实践的结合。实践民俗学期望建设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其中不仅有人与物的单向"对话",更有人与人通过物的双向对话。对话的目的在于为普通观众自己的不同叙事、讲述和记忆提供平等表达与公开展示的平台,让不同于正统和官方的叙事形式与记忆方式能够获得公共表达的机会,由此使普通观众相互进行审美启蒙,共同培养公民习性,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实践民俗学”的“实践论”批评

"实践民俗学"试图在日常生活中还原民众作为自由人的先验条件,把民俗学关注的重心转向民俗行为背后的实践理性的目的条件。这一观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自觉性,然而,它对启蒙理性的应用,对国际民俗学"实践论"转向的判断,对民俗学经验主义学术传统的评述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

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心意与学问——在乡愁与大都市梦想之“前”的实践民俗学

发源于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的熟人原则,不同于陌生人原则,前者是理论民俗学的认识对象,后者是实践民俗学的思想对象。熟人原则是主体归纳熟人共同体、陌生人社会的经验现象而客观地抽象的实用性、经验性知识(包括肯定性命题和否定性命题);陌生人原则是自由主体先于熟人共同体、陌生人社会的经验现象而主观地所与的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道德理由即道德原则的先验知识(肯定性命题)。熟人原则也可以被用作实践的准先验原则,即经验性理论知识作为准先验知识的非道德性、实用性实践使用,由此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心意"(柳田国男)民俗,即基于经验性知识-准先验原则的实用性心意民俗,以及出于先验知识-先验原则的道德性心意民俗。

从民俗事象到生活实践--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的知识社会史

当前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并非是传统民俗学研究范式难以解读新的社会和生活经验,而是在社会剧烈转型中未能探索出独特的知识生产机制和表述方式。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并非当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贯穿学科发展历程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此,不仅需要对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进行呼吁和研究,而且需要对中国民俗学学科进行知识社会史梳理,并且需要将当前相关讨论纳入长时段学科发展史中讨论。新时期,在民俗学者共同努力下,经过10多年酝酿与探索,最终形成实践民俗学概念。尽管目前此概念的内涵外延尚未达成深度共识,但就民俗学学科建设来说,应将其视为民俗学学科危机中的一次转机。

实践民俗学视野下的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

所谓实践民俗学,就是面向曰常交流实践的民俗学。它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而是在田野作业实践中遇到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或发现一些重要问题之后主动进行学术反思与创新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当前学界,实践民俗学是个方兴未艾的讨论话题,很多方向性的问题都需要给予不同于以往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