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理智化”到“教育理智化”——兼对杜威“反理智主义”观念的辨正

美国新实在论哲学家蒙塔古盛赞杜威一生致力于"智慧实践化",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杜威却把"智慧实践化"纠正为"实践理智化"。这种纠正意味着杜威不满足于做一个纯粹的哲学工作者,而是把重心放置在实践上。实践理智化包含两层含义:从实践改造的意义上来说是把机械的实践、盲目的实践和仅由习惯支配的实践改造为智慧的实践;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智慧性行动的过程同时是一种认识的过程,一种最具有理智意义的过程。由"实践理智化"可推出"教育理智化"的构想,基于这种构想可有力地反驳像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等对杜威做出的"反理智主义"指控。

儒家的“知(智)”与“良知”——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智与明智为对照

实践理智是研究哲学无可回避的一个概念。儒家的"知(智)"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智是人的实践理智的两种概念形态。儒家的"良知"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是这两种形态的实践理智的德性。由孔子的阐释奠基的"知(智)"有明确的目的性,以"人之道"为终极,以"学"为重心,以"里仁""处仁"为入手。孟子的"良知"由孔子奠基的"知(智)"出,是对"知(智)"的德性的阐释。孟子以"四心"说释心灵本体,以"养气"说释涵养心灵本体的功夫,以"居仁由义"发展孔子的"里仁""处仁",申论孔子"学而知"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智概念的对照。一,"知(智)"缺少一个理论理智前提。但是"知(智)"本无需这个前提而自有体系。二,"知(智)"是非推理性的理智且没有要学/可学的内容。"知(智)"的确是非推理性的。但是"知(智)"具有丰富的要学/可学的内容。从"知(智)"并出"良知"与儒家的"明智"。"良知"是"不虑"之"知(智)",是后者的基本德性。儒家"明智"是处理情势、时机等的推理之"知(智)",是"良知"的辅助。儒家的"明智"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有很大交集和很多共同特点,但其前提解释有很大不同。总体而言,儒家"良知"与亚里士多德"明智"都基于各自的实践理智概念被看作理智德性。儒家"良知"容纳某种形式的"明智",亚里士多德"明智"不容纳非推理性实践理智。但同时,儒家的"明智"与"良知"的关系又在一些重要方面堪与亚里士多德"明智"与最高的理论理智德性——"智慧"的关系类比。

亚里士多德论实践理智与道德德性

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德性思想的发展历程中首次明确将人的理智区分为理论的理智与实践的理智,将实践理智引入到对人的道德德性的说明当中。这样,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智主义德性论立场,克服了智者技艺德性观对德性的外在化、工具化和功利化,捍卫了人的德性的内在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知识德性难以进入现实生活、实践活动的问题,保证了道德德性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他认为实践的理智是运用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活动中的理智,它能够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好的考虑,因而可以让人有"好"的实践,让人在"好"的实践活动中成就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德性。同时,实践理智的发展和作用发挥又离不开道德德性的作用。实践理智和道德德性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是一种既有所分别,又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共同发挥作用的关系。

医学:技艺还是实践理智活动?——从亚里士多德的医学之喻谈起

通过对医学之喻的使用,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医学与伦理学的类比思考中深入揭示了二者在语言、方法、思想上的内在关联,而且还借助哲学伦理学的反思对古代医学的本质、目的和限度,尤其是医学技艺与实践理智的复杂关系做出了较为明晰的厘定和判分。在某种程度上远离实践理智,甚至远离技艺本质的现代医学,性质虽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却在一种以多元、整全、活生生的身体为对象的医学人文主义诉求中内在地呼唤实践理智的回归,以在对医学现象和医学情境的重新解释和理解中归正好自身与修身技艺、好生活的关系。

论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智的实现及其根基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理智的德性是明智,它既依赖于努斯,又必须与伦理德性相结合。但是,伦理德性与明智只是不可分离又相互区别地结合着的。换言之,实践理智不是道德行为的绝对根据,而只是必要条件。因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理智的实现(εργον)或功能在于获得合乎正确的欲求(特指意愿)的真——这是考虑或选择的任务,但是作为选择的基础的意志本身是否正确是由伦理德性决定的,尽管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德性又依赖于决定选择的好与坏的明智(实践理智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意志/意愿概念正是他的实践理智的实现之根基,而这种意志的独特性最终决定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对于实践理智或理性的理解的根本差异。

良知作为实践理智的另一进路

儒家关于实践理智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尽管不同,但具有相互可理解性。亚里士多德把心灵的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解说为明智,孔子与孟子则解释为"知"或"良知"。在孔子的"知"与孟子的"良知"间有一种清晰的概念的联系。"良知"是理解实践理智活动的另一种方式,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将明智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理智力量包含进来。作为对照,对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的明智的理解则不能把良知的概念包含进来。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它仅仅作为"理解"被提及,而没有发展成为"良知"或"良心"的知识的概念。

医学:技艺还是实践理智活动?——从亚里士多德的医学之喻谈起

通过对医学之喻的使用,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医学与伦理学的类比思考中深入揭示了二者在语言、方法、思想上的内在关联,而且还借助哲学伦理学的反思对古代医学的本质、目的和限度,尤其是医学技艺与实践理智的复杂关系做出了较为明晰的厘定和判分。在某种程度上远离实践理智,甚至远离技艺本质的现代医学,其性质虽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却在一种以多元、整全、活生生的身体为对象的医学人文主义诉求中内在地呼唤实践理智的回归,以在对医学现象和医学情境的重新解释、理解中归正好自身与修身技艺、好生活的关系。

杜威的“智慧”概念及其教学方法论意义

"智慧"是杜威哲学的中心概念。杜威的智慧概念是以科学方法为蓝本构想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智慧有三个特征,即:智慧是实践的;智慧是创造性的;智慧是一种操作方法。杜威的智慧概念具有重要的教学方法论意义,杜威在批判传统教学法的基础上,构想了一种以运用智慧和发展智慧为核心的教学方法,对这种教学方法的准确理解,需要以充分把握杜威的智慧观为基础。

伦理与道德的中国哲学思考——兼与廖申白先生商榷

在中国语境中,伦理指儒家的"仁",道德指道家的"德"。在后世的发展中,二者以某种内圣外王的方式互补展开,既解决人生的安身立命问题,也解决大一统前提下政治上的治乱兴衰问题。这种思想方法背后由一种共同哲学理念支撑,从而导致中西迥异的两种哲学理念和两种思想方法。中国人不设定先验绝对的本体,不求真而求道。这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理智"的理解。

实践境遇与杜威的道德哲学理论--从现代实践哲学的视角看

杜威的道德哲学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学界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具有极高的影响力。而其最具特色的地方就在于杜威在道德哲学理论中所进行的一场生活世界化的转变,即以经验世界中的实践境遇为基础,把传统道德哲学所一直奉行的理性逻辑转化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逻辑,把对"至善"的追求转化为对实践境遇中具体善生成因素的探究,从而使道德哲学由生活世界的旁观者转变为生活世界的参与者。本文主要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其实践道德理论的深刻内涵,进而从实践哲学的角度阐发其对当代道德哲学的影响及其启发性的作用。

阿维森纳《论灵魂》核心理论对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以阿维森纳(或伊本·西那)的《论灵魂》为例,本文从有关灵魂的定义、灵魂的本质及其存在性、灵魂的功能、灵魂的永恒性诸方面,具体阐明阿维森纳的灵魂学说对亚里士多德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阿维森纳沿袭亚氏的“属+种差”的方法,将灵魂区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人的灵魂”;阿维森纳把人所特有的灵魂,即不同于动物和植物的灵魂,称为“理性灵魂”,进而依据其“行动的功能”和“认知的功能”分别称其为“实践理智”(aql amalī,practical intellect)和“思辨理智”(aql mazari,speculative intellect);并指出实践理智在其所有活动中都需要身体以及身体的各种功能的参与;而思辨理智并非总是在各个方面都需要身体及其功能,它有时是自足的。阿维森纳在亚里士多德“心识(理性灵魂)”和“现实灵魂”以及灵魂的永恒性观点方面,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和发展。

The Concept of Legal Practi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Legal practice comprises the normative activities of constructing and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equity and justice. In terms of conten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tellectual legal practice, normative legal practice, and applied legal practice. As an important factor supporting legal practice, legal theory has a complex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legal practice. The effect of legal theory on legal practice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carrier and bridging functions of the rationality, wisdom and ideas of legal practice. Developing the concept of the ideal legal life is the inherent mission and method of legal practice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