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实践部门在法治人才培养中的责任主体地位

法治实践部门作为法治人才培养的"检验者"与"受益者",却在法治人才培养中长期处于责任模糊状态,引发了诸多法治人才培养问题。法学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趋同性使法治实践部门成为法治人才培养责任主体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凸显法治实践部门的责任主体地位,使其"反哺"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构建法治实践部门与法学教育部门协同培养法治人才的机制,发挥法治实践部门的作用与功能,不断培养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夯实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基础。

澄清合作金融发展实践中的三个认识误区

2017年，《中国农民合作社》期刊开设“合作新声”栏目，旨在反映合作经济领域的青年学者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观察和思考，以期为合作经济研究、推广和交流搭建一个崭新平台，栏目每期将邀请青年学者撰写短评性文章。同时，诚邀各位合作经济研究领域的育年才俊加入专栏作者行列，我们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努力把本栏目办成合作理论研究的一片新园地。

一场治理范式的变迁: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评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与行政》

传统公共行政在回应日益多元化的公共需求、复杂化的公共关系以及相互冲突的集体利益时显得捉襟见肘。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西方国家相继陷入了“滞胀”困境,为了化解政府合法性危机,重塑政府形象,新西兰、英国等国率先对其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举措涵摄政府治理价值的转变、公共组织体制架构的整饬、政府行动流程的重组以及治理工具的优化。

德国成人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主题与机构评估

一、机构概况 成立于1957年的德国成人教育研究院暨莱布尼茨终身学习研究中心（German Institute for Adult Education-Leibniz Centre for Lifelong Learning,DIE）,是一家专门从事继续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机构（见图1）。该机构为应用性研究提供数据和信息,为实践部门提供服务,开发富有创新性的方案。

世界银行采购政策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下)

2012年至2015年,世界银行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采购政策改革,对国际公共采购和世界各国的公共采购政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介绍了此次世行采购政策改革的背景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此次改革对中国公共采购政策和实践的影响。3.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长期以来,世行《采购指南》中规定的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具有公开、公正的特点,为世界各国公共采购相关工作提供了标准和模板。

法律院校学生校外实习中外比较研究

中外法律院校对学生的校外实习都是非常重视的,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又由于各国法律院校的教育目的与教学立法各异,因此,法律院校学生校外实习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我们通过比较,从中吸取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与做法,对进一步搞好政法院校学生校外实习是有益的。

“公款的具体使用”是挪用公款罪的必备要件吗?——兼谈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完善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颁布以后,挪用公款罪中的有关法律问题引起了司法实践部门和刑法学界的激烈争论,特别是对“归个人使用”是否为挪用公款罪必备要件问题的分歧尤甚。笔者拟对此谈点看法,并为完善挪用公款罪的立法提出个人设想。

论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以及如何具体适用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和执法实践部门中争议较大的两个问题，笔者仅就这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的看法，求教于诸位同仁。

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打击严重跨国网络犯罪

司法部作为一线的司法实践部门,其国际合作局代表司法部与中央和地方的调查机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共同合作,履行中国政府开展国际执法和司法合作的职责。司法部国际合作局代表司法部,也就是代表中国政府,与世界上凡是与中国缔结有刑事司法协助类国际条约的合作伙伴国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各类犯罪,包括严重的网络犯罪。

基于科研成果教学化实施机制的误会、澄清与延伸:以应用型课程变革为契机

导论近日,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在《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的演讲中,转述了Joseph Goldstein的观点：＂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在Joseph Goldstein等学者看来,科研成果教学化实施机制违背了科学研究自然成长、自然转化的本质特性，无异于拔苗助长，即科研成果转化实施机制“无用论”（简称“无用论”）。

公安院校科研现状及发展对策初探

公安院校自成立以来在公安科技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为公安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民警察,公安院校还建立相关专业填补了公安业务的空白点,解决了实践部门的一些难题,编著了大批专业教材,申请了众多基础应用研究课题和理论课题,并研制了一些检测设备和仪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互联网化背景下,出现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经济、

生产力标准自身衡量的综合指标新探

近年来,理论界和生产实践部门,对生产力标准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理论界普遍流行的几种关于生产力标准自身衡量的综合指标的观点,却很难令人信服。故我们认为,能成为衡量一切社会形态中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定量性综合指标,只能是其有效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

盗窃案件立案标准不宜提高

近年来,关于盗窃案件立案标准的讨论时起时伏,其中虽不乏真知卓见,但有的观点却令人担忧。从司法实践部门到法学理论界,都有一些人列举种种理由,主张提高盗窃案件的立案标准。这种不合国情的观点,不仅造成了执法思想上的混乱,而且在有的地方已经对打击盗窃犯罪的实践产生了有害影响。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盗窃案件的立案标准(以下简称立案标准)发表一孔之见。

有限责任公司制是国有企业转轨的必然走向

近年来,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一些同志根据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提出了“公司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转轨的必由之路”这一历史性命题。也有人认为,约束全民企业所有者代表的行为是解决企业效益不佳的关键性问题,“如果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解决了所有者代表行为的合理化问题,那就没有必要通过股份制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会影响公有制的成汾,造成国有资产私有化。另外还有一些同志(主要是实际部门的)看到股份制企业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一些波折就否认股份制的合理性。笔者认为。

关于直接证据的几个问题的研讨

刑事证据的分类方法,可以区分为法律上的分类和诉讼理论上的分类。后者的分类它不但有助于学术上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正确地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但是,无论是诉讼理论界或者司法实践部门,对间接证据的理论研究和运用,予以较多的重视,而对直接证据的研究,较少注意。本文试以直接证据的几个问题加以研究探讨。

“律师阅卷难”问题的成因分析

1996年3月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自1997年施行以来,又暴露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并引起了学界和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问题之一,是辩护律师在审判前不能有效地查阅案卷,由此制约了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影响了庭审活动的效果和效率。

卷首语

作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广泛展开的社会文化运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和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兴起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关这项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讨论,始终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持续进行着。正是由于这些包括学术界和文化保护实践部门在内的相关各方所组织或参与的理论探讨,非遗保护工作才能够不断适时纠正凸显的问题,调整工作策略,并得以健康发展。以中国为例,保护工作的指导原则从早期一味强调"原汁原味"或"原生态"的保护到今天倡导活态保护。

类推案件诉讼程序初探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如何衔接配套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学者研究的基本问题,关于类推案件诉讼程序的研究也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刑法第79条作了有关类推的规定,同时又规定适用类推,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由学报易名所想到的

1992年学报易名《公安理论与实践》,这意味着学报的视线将向应用性研究方面拓展,这是学报顺应公安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学报易名至今,为学校公安教学研究和学术研讨活动提供了理论阵地;同时也面向公安、保卫等实践部门,为他们提供了研究公安改革以及犯罪对策等方面的论坛。总之,学报始终把握公安理论与公安实践两个层面。

管理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培训工作浅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成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大专层次的各类管理干部院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短短几年间,不少院校己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为适应教学的需要,这些院校的教师队伍迅速扩大.1985年底,我院还只有专职教师49名,目前已增至95名,四年半时间增加近一倍.这支新组建的队伍,担当着成人学历培训和干部短训的双重任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成人院校建立的时间毕竟很短,一般地说,各方面的条件较差,对普通高校的骨干教师和实践部门的业务骨干缺乏吸引力,引入中年以上学有专长的人才比较困难,所以,新增教师主要来源于近年毕业的本科生和少量研究生.其结果,导致成人院校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失调,青年教师比例过大,青黄不接的问题十分突出.以我院为例,现有的95名教师中,50岁以上的13人,35岁至50岁的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