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基准利差与实际利差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Ho和Saunders(1981)做市商模型并进行改进,从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动态博弈视角研究基准利差与实际利差的关系,并通过数据仿真验证这种关系。研究表明现阶段央行利差管制状态下,商业银行会采取利差主导型策略,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动态博弈不会出现均衡解,但随着商业银行盈利方式由利差主导型向利差与非利息业务平衡发展型方式转变,实际利差会收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动态博弈会出现均衡解。

中国金融垄断的一个例证——实际利差扩大化

随着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壮大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兴起以及外资银行的进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了很大改观,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国有商业银行依然凭借其垄断地位,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垄断利润。本文从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分析入手,阐述了实际利差扩大化的产生机理,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是实际利差扩大化的制度基础,从而表明实际利差扩大化正是我国金融垄断的一个有力证据。

中美实际利差幅度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中美实际利差幅度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中美实际利差对实际人民币汇率影响呈"J"形曲线分布,在利差幅度较小的情况下,中美实际利差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符合粘性价格货币理论,利差波动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显著;现阶段的利差幅度较大,中美实际利差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不符合粘性价格货币理论,中美之间较大的实际利差并不是人民币升值的来源。

存贷款实际利差:水平、结构、走势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可测的指标,以宁波市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汇总数据为样本,通过统计分解和计量分析,分析了人民币存贷款实际利差的绝对水平、内部结构、长期走势及其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了完善人行利率调控体系的若干建议。

中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对实际利差的影响研究

利用86家商业银行1996—2012年的混合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股份制改革对银行实际利差的影响。第一,进行财务重组的商业银行,其重组之前的实际利差低于未进行财务重组的银行的实际利差。第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银行,其在引入之前的实际利差低于未引入的实际利差;引入后实际利差短期内上升;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时间越久,银行实际利差越小。第三,上市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不具有显著影响,或者说影响效应尚未显现。

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综述

Frankel在Dornbush粘性价格汇率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粘性实际利差模型,阐明了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之间的理论联系。随后,一些经济学家对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的实证研究结果均不支持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之间的理论联系。对此,不断有新的文献出现,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理论与实际的不吻合的现象给予解释。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两者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介绍,以期为国内经济学界研究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关系问题提供一个理论参考。

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理论模型与实证的发展

Frankel在Dornbush粘性价格汇率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粘性实际利差模型,阐明了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之间的理论联系。随后,一些经济学家对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的实证研究结果均不支持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之间的理论联系。对此,不断有新的文献出现,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理论与实际的不吻合的现象给予解释。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两者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介绍,以期为国内经济学界研究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关系问题提供一个理论参考。

人民币非线形的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将非线形的实际汇率运动引入我国的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中。通过Obstfeld和Rogoff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模型,并利用带状门槛自回归模型进行非线形实证研究。非线形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之间存在相关性。

资本项目开放度和实际利差分析

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第一个角度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两个方面,目前各国普遍做到了经常项目的开放。本文重点分析资本项目开放问题,根据资本项目开放度指标的各种计算方法(强度法、代码法、证券与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法),得到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资本项目开放度指数。结论是,同亚洲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内地资本项目管制较为严格。 第二个角度是本国与基准国的实际利差。通过对实际利差进行分解发现,以美国为基准国,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同美国实际利差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开放度较低的国家(中国内地、菲律宾、印度)有着较大的均值和标准差,反之,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香港、日本、新加坡)有较小的均值和标准差。

应压缩人民币实际利差套利空间

鉴于人民币流动性格局在2010年后随美元流动性格局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央行应尽快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而基准利率则应根据汇率水平变化酌情下调，最终在资本项目开放前尽可能压缩人民币实际利差套利空间。

高利差一定导致低效率吗?——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验数据

运用我国58家(13家上市和45家未上市)商业银行2001年～2009年的数据探讨商业银行实际利差与效率的关系。采用了随机前沿法测量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成本控制能力明显好于利润创造能力。建立了回归模型,从全样本和分样本角度分别研究商业银行实际利差与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实际利差与成本效率的关系显著正相关,而与利润效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银行规模、盈利能力、稳定性、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市场结构均显著影响成本效率,而盈利能力、市场风险、创新能力以及资源配置能力均显著影响利润效率。最后,研究结论通过了3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基于RAROC模型的存贷利差水平研究

本文基于RAROC模型提出了一个存贷利差定价模型,认为存贷款利差与违约率、损失率、非利息收入比重、费用率、存放款比例和银行实际资金成本有关。利用我国的相关数据求出了各类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临界值,认为从实际利差来看,我国当前的存贷利差水平基本合理。

从紧货币政策背景下的银行机构经营选择及赢利能力分析

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调整存在着利差变动效应,而实际利差直接影响着银行机构的盈利能力。但从实证结果来看,非对称加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对银行机构的实际利差影响效果都不明显,而对称性加息的效果显著。商业银行应该根据货币政策的实际利差变动效应采取应对措施。

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原因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影响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美国持续经常账户逆差是私人投资需求过旺、私人消费居高不下、政府财政赤字扩大、实际利差减小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低利率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应对汇率风险

2023年5月17日,我国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意味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这是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第四次破“7”。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人民币破“7”是在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持续下行背景下出现的,商业银行处理起来更为复杂。人民币汇率破“7”的主要原因主要诱因是美联储持续加息及我国4—5月经济恢复没有达到预期。首先,2022年以来中美实际利差扩大成为人民币破“7”的诱因。

交叉补贴视角的非利息业务与传统业务定价

运用我国86家商业银行1999～2009年的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探讨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对传统业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我国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定价不仅受本期非利息收入的影响,而且受上一期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其次,佣金手续费收入与传统业务定价显著负相关,而投资收益与传统业务定价的关系并不显著;最后,非利息收入对贷款违约风险和传统业务定价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研究非利息业务和传统业务定价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正确审视非利息业务,而且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交叉补贴策略提供对策建议。

厘清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关键驱动因素

对我国而言,宏观经济因子是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拉动因素,国际实际利差是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推动因素,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风险的高低会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各类驱动因素的敏感度。跨境资本流动一方面给新兴市场带来诸多益处,但另一方面会加剧新兴市场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和金融脆弱性。

台湾利率市场化的逆袭者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实际利差逐步收窄，盈利增速明显趋缓。同时，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更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如何面对利率市场化的挑战与机遇，是每一家商业银行必须重视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