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人民币汇率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协整检验方法考察了1992年1季度～2003年1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所有估计系数的符号与建模时设定的符号相一致，并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所考察的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惟一的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考察期间内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和变化是适应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平衡需要的。

实际汇率波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对54个发达国家和24个发展中国家198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系统广义矩估计,检验实际汇率波动、金融发展及二者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实际汇率波动阻碍经济增长;而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实际汇率波动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应当成为一国汇率安排的重要考虑因素。金融过度发展无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甚至会存负面影响。此外,还发现样本国家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性。

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累积与宏观经济波动

汇改后，外部经济失衡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棘手”问题。选取2000年1月-2008年2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外汇储备累积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影响，并借助ARCH模型和TVP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影响价格波动，而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外汇储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波动系数为β1=-0．09，外部失衡下经济高增长波动较小，低速增长时期的波动加大；而对国内宏观金融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分别为β1=0．08和β1=0．689）；TVP模型检验得出，国内产出增加和FDI流入都不是国际收支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和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国际收支失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解决“内外”经济平衡的关键是要运用汇率、利率、物价水平调节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

利率汇率平价关系、中美利差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关联性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值得关注,一方面,美元升息影响中美利差,从而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就经济总量、还是就中美经济关联性而言,中国的经济运行态势即使不一定对美国货币政策形成直接影响,也会对中美利差具有决定性影响。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自由化,文章通过利率汇率平价关系构造反映中美利差的变量和指标,基于MS-SVAR实证模型,研究和检验了中美利差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关联性。结果表明:在分析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中美利差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需要考虑中国经济与中美利差的双向因果影响;就MS-SVAR模型对结构化冲击的识别机制和方法提出了改进,可以进一步保证结构实证模型和结论的可靠性与解释力。

重大事件冲击、经济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百年变局之下,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外生冲击引发了较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深刻影响。鉴于此,本文以历次重大事件冲击为背景,提取不同事件时期下的经济波动率,并将这一冲击引入DSGE系统当中,全面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影响,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金融不确定性通常会引发最大的经济波动,而供给不确定性和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弱,这是因为金融不确定性可以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经济波动。第二,当出现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金融系统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回归至均衡水平,但实体经济的恢复则需较长时间。第三,金融摩擦机制能够放大不确定性冲击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而价格粘性机制则易于使经济陷入通货膨胀困境,此外,二者的联合作用会使经济长期陷入消费低迷状态。总体而言,应对重大事件冲击的关键在于做好事前应急预案,优化市场基础环境,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端要强化信息透明性,减小金融摩擦;另一方面,在实体经济端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功能,弱化价格粘性效应。提高经济系统的自稳定性和培育强大的经济韧性是弱化各类重大不确定性冲击的根本路径。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宏观经济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应对

2022年以来,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这一政策变动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为全面阐释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利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研究显示: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通常是在重大事件窗口期产生传递效应,而在常态化时期基本不会产生影响;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反馈较弱,但通货膨胀和跨境资本流动对加息冲击的反馈较为灵敏,因此,应警惕由美联储加息引发的通货紧缩效应和资本外逃风险;第三,在政策应对层面,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早期倾向于采取被动的“顺风而动”型调整以避免较大的经济波动,而随着经济体量逐渐上升,政策调整逐渐转向“以我为主”的主动型调节;第四,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后疫情时期的回升阶段,加息冲击对宏观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较弱,这为“以我为主”型的宏观调控争取了宝贵空间,同时也为经济平稳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政府应理性看待并正确认识现阶段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货币政策仍应坚持“以我为主”,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并不断扩大自身经济体量,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打造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化经济发展韧性,最终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交易成本与真实汇率的波动率——基于国际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

文章重点论述了交易成本对真实汇率波动性的影响。基于Eaton和Kortum(2002)的思想,将两国和多国之间的Ricardian贸易模型进行改进,用于对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表明国家之间双边真实汇率的波动程度取决于各国生产力的比较优势和贸易国的交易成本。最后我们利用1980-2000年间巨大的跨境面板数据检验并支持了文章的这一结论。

居危则思安:宏观经济波动之下大学专业偏好的结构变迁

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我国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与结构矛盾也随之凸显。在大学专业选择领域,宏观经济波动投射至升学者行为决策之中,会对其专业偏好产生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涵盖专业学科属性与职业路径在内的综合分析框架,基于2017-2021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全国招生录取数据库,实证考察宏观经济波动之下大学专业偏好的结构变迁。研究发现,在经济信心受挫且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情境下,升学者对于体制亲和型专业的偏好显著抬升。与之相异,市场亲和型、就业路径多元型专业因缺少稳定职业预期和制度性保障,升学者对此类专业的偏好出现了显著下滑的态势。

论土地财政行为、房价与宏观经济波动

自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发展经济促使土地财政行为、房价与宏观经济三者之间联系紧密。为探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章对2012—2021年的GDP、房价以及土地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土地财政行为与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房价可能对实体经济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土地财政行为从长期来看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文章又进一步探究土地财政行为与房价之间的关系,发现由于地方政府较高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使地方政府收入与房价联系紧密,简单的抑制房价会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基于上述关系分析,文章提出逐渐切断地方政府财政与房价之间的联系,推动地方政府收入往实体经济方向转变的建议。

基于中美经济视角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论文采用主成分法,将对实际汇率具有影响的中国实际经济变量7个、美国实际经济变量5个分别进行浓缩,从中分别提取3个和2个主成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用以测量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因素,并用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估计,建立关于实际汇率的带趋势项的一阶向量自回归模型AR(1),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价格因素F2、经济因素F3是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变量,美国经济因素F1F、美国价格因素F2F和我国经济因素F1为短期变量,且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持续贬值的长期趋势,但随着2010年6月人民币汇改的重启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在近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趋势有所降低,甚至出现升值,这与我国汇率改革的步伐相符。

物价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物价波动是宏观经济中一个重要的指标,直接影响着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和稳定性。文章就物价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旨在探讨物价波动对货币政策、投资、消费的影响,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为政府部门和决策者提供建议,以促进经济平稳运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宏观经济波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宏观经济波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愈发显著。经济周期变化、利率波动和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金融市场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了宏观经济波动对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市场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应对策略。研究旨在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提供决策参考,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汇率波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

在新开放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两国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来研究汇率波动对一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汇率波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不同汇率传导程度下有不同的表现;同时汇率波动对小型开放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社会福利的影响存在差异;现实经济的运行中汇率波动对一国社会福利有显著的影响;汇率波动给社会福利所带来影响的方向由本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劳动供给的弹性以及产品价格的弹性等因素综合决定。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思考

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于对经济周期的考察,以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为研究对象,揭示经济增长机制和周期波动背后的原因,抛出政府在经济波动期间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高企等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与波动过程,除解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运行规律外,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制定发展战略和实施改革开放,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实施宏观经济治理。中国宏观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始于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体系的特征及其逻辑框架的讨论,展示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配合的特点,并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形成周期波动的各类冲击。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着挑战与机遇,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是必然的。而批判地合理借鉴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与模型,对于构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体系有一定价值。

中国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

房地产的波动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为说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通过协整和VAR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波动有显著的负影响,且房价波动对消费波动的方差贡献都大于2.5%左右;②我国房地产投资的波动对GDP的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当房地产投资额的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时,GDP增长率上涨0.181个百分点,且1个单位的房地产投资波动的冲击在第4个季度时达到最大,之后缓慢衰减,这说明房地产投资的波动对GDP有长期的影响;③我国房地产价格增长速度上升1个百分点时,通货膨胀率则上升0.118个百分点,且通货膨胀率对房价波动冲击的响应比较小,在第8个月达到最大,以后则开始衰减,在达到的最大的影响以后甚至出现负的、不稳定的影响。

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1980～2004年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用AR—GARCH模型测算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之后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研究了其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我们发现,从长期看,随着汇率波动率的增加,我国的出口量会减少,而进口量则会增加,而短期中汇率波动率的增加对贸易影响不大。因此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后,只有有效控制汇率风险,才能保持贸易收支的相对稳定。

中国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1997～2011

运用单位根、协整和VECM的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997～2011年间家庭债务和宏观经济波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增长1个单位,GDP相应增长0.03个单位。从短期来看,家庭债务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基于实证结果,政府及相关机构应完善消费借贷的相关制度,保持家庭债务合理增长,家庭应合理控制债务的规模和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采用1997—2013年季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债务解释了近30%的产出波动,企业债务则解释了近40%的产出波动。在短期中,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增长会促进总产出的扩张;长期中,高家庭债务规模会阻碍经济增长,企业债务对产出的影响趋于平缓。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引导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进行借贷,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基于VECM模型的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采用1997-2013年家庭债务、贷款价值比与GDP增长率等变量数据,在借鉴Kim的模型基础上,构建VECM模型,检验了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宽松的借贷约束促进了家庭债务的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宽松的借贷约束会导致家庭债务过高,阻碍长期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家庭债务等变量相比,贷款价值比、利率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制定合理的消费金融政策,居民应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以实现家庭债务的可持续性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分析

文章以分析1995～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入境旅游波动的周期性特征为基础,建立包含入境旅游波动、宏观经济波动、汇率变动和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等变量在内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入境旅游波动对于宏观经济波动、汇率变动和通货膨胀的反应,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对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1995～2011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周期长度为6年,入境旅游收入波动的主周期长度为2.57年,入境旅游呈现较短的主周期;(2)宏观经济波动和汇率变动对入境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而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有限;(3)在入境旅游波动的不同水平下,宏观经济波动和汇率变动对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包含了更丰富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