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波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对54个发达国家和24个发展中国家198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系统广义矩估计,检验实际汇率波动、金融发展及二者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实际汇率波动阻碍经济增长;而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实际汇率波动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应当成为一国汇率安排的重要考虑因素。金融过度发展无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甚至会存负面影响。此外,还发现样本国家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性。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新视角——基于NOEM模型的实证研究

论文基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建立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实际汇率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五类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浮动弹性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国内外相对货币供应量次之,相对生产率由于巴萨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通,因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本文认为,目前人民币不适合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和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汇改、流动性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宏微观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实际汇率的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不同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相对流动性次之,相对生产率由于BS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通,因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结论认为,目前人民币不适合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国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实际汇率作为沟通国内与国外价格的纽带,是影响一国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调剂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本文运用计量建模方法以及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实证研究了实际汇率波动对净出口贸易以及贸易结构的影响,并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宏微观一致模型的分析

在宏微观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实际汇率的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不同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变量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相对流动性次之;相对生产率因巴萨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通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因此,目前人民币汇率不适合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汇改、流动性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

在宏微观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实际汇率的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五类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相对流动性次之,相对生产率由于BS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因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结论认为,目前人民币不适合施行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东盟五国制成品出口的影响——以美国市场为例

1981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革,使得我国汇率制度越来越接近市场需求,尤其是2005年7月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逐渐扩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制定的经济政策不仅影响自身的经济情况,也将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影响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因此,为了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政府必须考虑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保证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本文以美国为第三市场,选取1981~2008年东盟五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制成品数据,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率对东盟五国在美国市场制成品出口的影响。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直是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为此而频起贸易纠纷,干扰了两国贸易的正常进行。本文首先回顾近30年中美贸易的发展状况和人民币汇率改革历程,进而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失衡产生的影响,其结论是: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从长期来看则会产生一定作用,从而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

汇率波动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基于1994～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构建带有金融危机变量的模型和利用邹氏检验法对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FDI流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经过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危机改变了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FDI流入之间原有的负相关关系，中国成为外资的“避风港”和外商规避贸易壁垒是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有利于FDI流入的两个主要因素。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更加贴近市场实际汇率水平，会增加FDI的流入，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稳定。

人员国际流动、购买力平价与实际汇率波动

尽管数字技术在现代通信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但人员国际流动对信息的交互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人员国际流动的视角来解释宏观金融中的实际汇率波动。本文认为人员国际流动提高了两地间产品信息的透明度,加深了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认知,进而降低了两地产品层面的实际汇率波动。本文基于1990—201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人员国际流动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运用双边期初签证作为工具变量,验证了相关逻辑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人员国际流动显著降低了实际汇率波动,大约能解释样本期内实际汇率波动均值的9.14%;第二,人员国际流动下降一个标准差可使“北上广”实际汇率波动均值上升1.3%。本研究有助于学界进一步理解地缘政治影响下人员国际流动受限对宏观金融的影响。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风险对我国各类企业出口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风险对我国六大类企业出口可能产生的影响。文章首先对实际汇率波动风险采用GARCH(1,1)过程估计,然后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各类企业长、短期出口需求方程。结论是: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实际汇率风险对企业出口都存在正面或负面冲击,但负面冲击更具显著性。冲击程度在各企业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各类企业风险意愿类型、风险规避能力以及出口产品质量等因素有关。

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1980～2004年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用AR—GARCH模型测算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之后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研究了其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我们发现,从长期看,随着汇率波动率的增加,我国的出口量会减少,而进口量则会增加,而短期中汇率波动率的增加对贸易影响不大。因此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后,只有有效控制汇率风险,才能保持贸易收支的相对稳定。

人民币实际汇率及波动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基于协整检验和ECM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6年至2009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总额的季度数据,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ECM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考察了实际汇率水平及实际汇率波动率与中国对美国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短期动态关系等机理,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实证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长期与中美实际出口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实际汇率波动率长期也会对实际出口产生中等程度的负向作用;从短期效应来看,尽管实际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率的影响方向与长期一致,但程度上明显减弱;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应综合考虑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率的共同作用。

二元人口、产业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

文章基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确定了实际汇率波动的三类基本影响因素,扩展引入了我国二元人口和产业结构两类因素,并运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主要由实际货币余额和名义汇率解释,生产率的解释力存在但不突出的原因是二元人口结构因素削弱了B-S效应,我国产业结构因素对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最低。进一步,货币政策和名义汇率应作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有效工具,随着我国农村人口比例的下降,B-S效应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将会更显著。

货币政策、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效应

本文基于STAR模型和LT-TVP-VAR模型,从非对称性和时变性两个角度,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与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正向作用效果强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负向作用效果。相比正向产出冲击,负向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作用效果更强。随着货币冲击由低强度过渡到高强度,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高强度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要强于低强度产出冲击。货币政策与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在加入WTO前后,货币政策和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由减弱趋势转变为增强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货币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

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通过对进出口方程进行协整检验来研究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长期影响,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中国进出口的短期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和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进口、出口的影响显著不同,对进口都表现为正向冲击,对出口都表现为负向冲击。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的效应: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波动

本研究分析FDI和非FDI资本账户开放对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资本账户无论是完全开放,还是部分开放,都会带来国内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本文特别指出,虽然FDI不会引起实际汇率的波动,但会引起国内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外,研究发现非FDI的开放同FDI有同样的效果,但其引起的不稳定程度要明显小于FDI开放。本文的计量检验结果完全支持理论模型的预见。

亚洲四国汇率风险与贸易——远期外汇市场的作用

本文基于对上世纪90年代至2005年的四个亚洲国家与美国间双边出口贸易数据的实证结果比较,采用VAR方法证明了存在一个成熟有效的远期外汇市场可以帮助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最后,引用泰国案例,实证说明为了确保远期外汇市场能够提供准确的汇率价格信号,政府不应过度干预该市场。

直接投资开放对实际汇率、国内经济产出波动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Aghion等的动态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冲击。本文争辩,无论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还是部分开放,都会带来国内经济产出的不稳定。对一般认为能起到稳定器作用的直接投资,本文特别指出,它们虽然不引起实际汇率的波动,但会引起国内经济产出的不稳定。文章还利用包含57个国家的跨国横截面数据模型,针对不同的国别样本,进一步研究了直接投资开放的经济后果。实证证据支持理论模型的预见,并证明直接投资开放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样本中,会造成比在发达国家样本中更强烈的不稳定性冲击。

汇改前后实际汇率对中国向欧元区出口影响的比较

本文采用2002-2010年月度实际汇率数据并以汇改为分界，分别建立线性模型和非线性平滑转换（STR）模型，发现非线性转换以时间为转换变量，发生于次贷危机。对比得出：中国向欧元区出口一直存在价格效应，但收入效应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凸显出来，其影响程度大幅增加；实际汇率波动率对出口的影响在汇改后显现出来，但其影响方向不确定；非线性机制是汇改为内因、次贷危机为外因的双重作用形成，且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选择是具有择时能力的。考虑到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汇改应采取渐进的策略并具有择时能力。